结语
    从上述考察可见，自1931年9月至1932年12月，由于内政上的需求与外交上的需求的严重背离，也由于中、苏、日三角内部以及它们同英美等国际因素之间相互矛盾的错综复杂，国民政府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都处于多重的困境之中。这种客观环境，不仅限制了当政者所能选择的范围，而且使得任何一种选择对他们来说都是利害交错、得失并存。因此，中苏复交之所以一再蹉跎，既有中国当局在形势判断和内外政策上的错误等主观性的原因，也有当时内外环境本身的困难、曲折，尤其是苏联对华对日政策的两重性等客观性的原因。总之，如同对苏联当局当时的举措不该全盘肯定一样，对中国当局所作的应对也不可一概否定。就后一点而言，特别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批判国民政府在反共问题上的顽固性的同时，不能忽略它在维护国家主权问题上所具有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把国民政府的对苏复交等同于对苏联合，也是一种应该避免的错误。从本文的论述可知：在对苏复交的整个决策过程中，国民政府始终对“复交”与“联苏”严加区别；与此相应，在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前，国民政府竭力回避在中日纷争中引进苏联因素；在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后，国民政府虽决定对苏无条件复交，但导致这一决定的最大着眼点，在于阻止苏联亲日疏华和承认“满洲国”这样一种防御性的紧急需要，以联苏而谋“共同制日”这一进击性的目标，则尚未提上日程；其后，随着1932年末国联和美国对苏态度的逐渐明朗化，国民政府开始逐步转向重视在对日关系中利用苏联因素，但这离决定“联苏”仍然还有一段很长很长的路。因为，至少到1935年为止，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以推翻蒋介石国民政府为抗日前提的方针还在继续，蒋介石国民政府关于“倭患急而俄患缓，但俄患大而倭患小”（注：蒋介石1933年7月7日日记，“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先总统蒋公有关论述与史料》，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5年版，第9页。）的总判断，以及“攘外必先安内”即优先剿共的总方针也还没有变更。
    当“倭患”之“急”尚停留于国民政府能忍耐的限度之内时，国民政府就优先从“患之大小”的考虑出发，为“一意剿赤”而取“近苏不如近日”之策；当“倭患”之“急”超出国民政府能忍耐的界限之时，国民政府就优先从“患之缓急”的考虑出发，为缓和“急患”而被迫接近“缓患”。这种反复至少一直持续到1935年日本的华北分离运动。而最后使国民政府明确倒向“联苏”的最大原因，同逼其对苏复交的最大原因一样，都在于“倭患”之“急”。从这个意义来说，日本并非中苏接近的破坏者，而是中苏接近的最大“促进者”（注：事实上，由本文的考察可见，中苏复交的曲折，与日本对中苏接近的破坏并无多大关系。因此，把中苏复交迟迟未能实现的原因归结为日本的破坏的旧说，含有很多“想当然”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