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在对华政策上，苏联的做法充满了矛盾。具体言之，它一方面同情中国，呼吁国民政府迅速复交（注：国民政府外交部：《中俄复交问题》（1932年9月），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以下简称国民党党史委员会）藏。）；另一方面，却在以对日妥协而使国民政府深感失望的同时，继续搁置中国视作复交前提的中东路问题和外蒙问题，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不满两周的10月1日，还同中国新疆省的地方政府缔结秘密协定，染指新疆权益。（注：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84年版，第87页。注：这一协定至1933年才暴露，故在中苏复交谈判中未成为问题。）更使国民政府不能接受的，是其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发出的指示。这个指示一面要求中国人民为武装保卫苏联而对日抗战，一面却不顾抵抗外敌的基本前提是国内团结，再次强调“推翻国民党是反对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注：《共产国际指示--关于反帝斗争问题》（1931年12月29日），转引自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遵循这一指示，当时奉行左倾路线的中共领导，不顾“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外矛盾的变化，实行了一系列极左政策，特别是在“一·二八”事变前后向国民党统治区发动了以占领大城市为目标的武装总攻势，脱离了当时的国情与要求一致抗日的民情。
    总而言之，“九一八”事变后，苏联一面希望中国对日抗战，一面自己对日让步妥协；同时，一面希望国民政府改善对苏关系，一面继续坚持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武装革命而推翻国民政府。因此，这种对华对日政策客观上加剧了中国的国际困境和国内混乱，成为妨害中国改善对苏关系和一致抗日的障碍。这个事实既说明了当时国民政府的对苏回避并非毫无来由，又说明了当时“联苏”论者只看到具有二面性的苏联外交政策的一个侧面，而忽视了其另一个侧面，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相情愿的性质。
    四、行政院的复交建议
    同中国的“联苏”论高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联正好于同一时期在外交上采取了一系列“亲日疏华”的行动。首先，1932年3月中旬，它承认了“满洲国”任命的中东路督办和理事，并同意在苏联控制下的中东路使用“满洲国”国旗。此举被日本看成“等于在事实上承认了满洲国”（注：《大桥致芳泽电》第330号（1932年3月24日到），《日本外交文书》〔昭Ⅱ〕2-1，第359页。）。接着，4月17日，苏联以中国驻黑河总领事代发了马占山抗日军的电报为由，要求“满洲国”撤换中国总领事（注：《中俄复交问题》（1932年9月）。）；4月28日，苏联在土耳其国务总理访苏之际邀请各国外交团出席欢迎宴会，却惟独把在莫斯科交涉中东路等问题的中国代表团拒之门外（注：《王曾思致外交部电》（1932年5月2日），转引自《行政院第1016号公函》（1932年5月11日），国民党党史委员会藏（以下凡引自《行政院第1016号公函》者不再注明藏所）。）；5月1日，苏联举行阅兵大典，“外宾咸在，[中国]代表团去岁被邀，今年竟置不理”（注：《王曾思致外交部电》（1932年5月2日），转引自《行政院第1016号公函》。）。
    在这种压力下，中国代表团于5月2日及4日连续致电国民政府外交部，称：“苏联对于代表团刻已视同赘疣，若不速决办法恐遭被逐厄运。苏联此项态度似以畏惧日本为主因，同时亦似含有盼我复交之意。窃念中苏邦交迟早总须恢复，倘令早日实现，使我国际地位焕然一新，内可抚国民睦邻之心，外备树远东牴角之势。揆诸现情，似尚得计。国际联合会本无实力援我，为世所知，当不至仅因中苏复交助纣为虐，防共工作更属内政问题，尤与复交无涉。”（注：《王曾思致外交部电》（1932年5月4日），转引自《行政院第1016号公函》。）紧接着这些电报，5月7日，驻德公使刘文岛亦致电蒋介石，强调“外交最忌无成竹的拖延，致酿意外”，建议早日对苏复交。（注：《刘文岛致蒋介石电》（1932年5月7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叁，第6册之3。）
    1932年3月至5月，正是国民政府在上海抗战中受挫，被迫接受停战协定的时期。同时，如驻苏代表团的电报所指出的，这又是英美和国联之软弱无能更加暴露无遗的时期。考虑到这一背景，不难想像苏联的上述举动给中国当局带来了多大的孤独感与危机感。因此，国民政府外交部在把莫斯科来电紧急报告行政院时，忧心忡忡地指出：“苏联颇有事实上承认傀儡政府之势，严霜坚冰，深恐其对我歧视之处尚不止于礼仪一端。”（注：《行政院第1016号公函》。）5月11日，行政院第29次会议在讨论了外交部的报告后，“佥以为宜准备对俄复交，当经决议附具意见提请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注：《行政院第1016号公函》。）
    行政院的这个决议当即作为“第1016号公函”送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根据公函中罗列的驻苏代表团的来电和外交部的意见，再参考实业部长陈公博向中央政治会议提出的意见书（注：陈公博：《关于中俄复交意见》（1932年5月），国民党党史委员会藏。），可以看出，行政院之所以建议对苏复交，主要是基于这样两点理由：第一，若中国继续拒绝复交，苏联很可能正式承认“满洲国”，此举必将加强“满洲国”的地位，助长日本的气焰，国际影响极大；第二，与前年不同，美国的舆论现已趋向于美苏建交，美苏双方已有接近倾向，朝野均有联美心理的中国，“不妨与美采共同途径”。
    对照一下行政院的观点和前述“联苏”论者的看法，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以下两大区别：其一，“联苏”论者把“复交”与“联苏”混为一谈，且以“联办制日”为复交的第一目的；行政院的“复交”建议，则只是慑于苏联外交压力的被动行为，着眼点首重阻止苏联“亲日疏华”，而非“联苏制日”。第二，“联苏”论者出于对英美的失望而主张对苏复交和联合；与之相反，行政院的复交建议虽然也有对英美因素的考虑，但其中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对英美的失望感，而是某种安心感，即：既然连美国都在接近苏联，则中国即使对苏复交，也不必像过去那样担心丧失国际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