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上述这种对日本稳健势力的期待感紧密相关，对“九一八”事变的结局，国民政府指导部在事变发生10个月后仍然抱有强烈的侥幸心理。（注：如果说前引中政会外交组方案中对“日本究竟有无侵略野心”的疑问，是对日侥幸心理的一种表现的话，下述例子更是它的典型反映：1932年8月8日，武藤信义取代本庄繁出任关东军司令官，这本来是日本当局为承认“满洲国”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蒋介石却还期待这个人事变动能成为“重谋中日亲善之转机”。详见《蒋介石致黄郛电》（1932年8月25日），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下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497页。）同时，不少领导人认为，因为日本是反共的，中国“可以由共同反共的见地，替中日和平奠定一个基础”（注：汪兆铭：《十年来和平运动经过》，国民党党史委员会藏。），因而对中日两国当局在反共问题上的“共同利害关系”寄予幻想。
    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民政府在1932年6月正式确定“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后，愈加焦虑于改善对日关系。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一·二八”事变时期对国民政府统治区发动的武装进攻，使国民政府决策层痛感：如不迅速同日本解决冲突，“照此推移下去，共产党必利用混乱状态建立自己的天下，俄国亦可能直接统治中国”（注：《桑折致内田电》第138号（1932号7月18日），《日本外交文书》〔满〕2-2，第772-773页。）。总之，在他们看来，就长远来说，是“俄患”大于“倭患”，而就“一意剿赤”这一当务之急来说，则是“近苏”不如“近日”。
    于是，国民政府在继续坚持对苏回避的同时，对日本却转向了“接近”。关于对苏、对日政策上这两种既相互关连又相反相成的倾向，当时，由驻日公使任上临时回国的蒋作宾，曾在其日记中留下了以下的记录：5月19日，中央政治会议外交组决定“准备对苏复交”。当夜，蒋介石和汪精卫宴请蒋作宾，命其速回日本复职。（注：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市档案馆编：《蒋作宾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38页。）
    6月6日，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对苏以先订互不侵犯条约为方针。当日，蒋介石再次催促蒋作宾返日复职，并承诺“赴东若有不足之款可由彼拨”（注：《蒋作宾日记》，第442页。）。
    6月中旬，庐山会议在确定对苏“维持现状”的同时，决定“禁止各地抵制日货及激烈越轨的反日运动，防止重大事件重演”（注：《坂根致齐藤电》第442号（1932年6月22日），《日本外交文书》〔满〕2-2，第758页。）。随后，蒋介石特招蒋作宾上山，于22、23、24三日连续讨论中日问题后，确定“对日总取携手主义”（注：《蒋作宾日记》，第447页。）。
    最后，7月5日，蒋作宾“回日使任，其目的在使两国渐渐接近”，因“感情尤关紧要，故特选定日本邮船会社之平安丸”。（注：《蒋作宾日记》，第450页。）
    就这样，自行政院建议对苏复交以来，国民政府决策层虽然在对苏对日政策的重新选择上相当苦恼了一阵，但最终以蒋作宾返任为结局，明确地倒向了对日接近方针。
    不过，我们在看待这一结局时，切不可忽略以下两点：
    第一，在造成这个结局的多种因素中，“英美、国联同苏联不共戴天”论、“一意剿赤与对苏接近不可两立”论虽起到了巨大作用，但它仅是引导出了“不该对苏复交”的结论。与此相比，发挥了更大作用的是前述对日本的期待感、侥幸心理及对“反共共同立场”的幻想。因为，它们使国民政府决策层得出了“对日关系仍有改善可能，故即使不接近苏联中日问题也可解决”这一最重要的判断。在选择外交政策时，“该不该做”与“能否不做”是层次不同的问题。当从全局判定“不能不做”时，即使从局部看来是“不该做”的事，也往往不得不做。换言之，如果国民政府在日后的实践中意识到其对日观的错误，因而得出“不对苏复交不行”的结论时，即使在局部问题上“不该复交”的判断依然存在，也会做出同现在相反的决策。
    第二，国民政府的上述对日观虽然在决策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其本身却又包含有很大的脆弱性。这首先是因为，这种对日观是以上海停战协定后中日紧张暂现缓和，特别是日本尚未承认“满洲国”为背景的，而这个背景能存在多久，主导权并不掌握在国民政府手中。其次，产生这种对日观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是“九一八”事变10个月来，中日政府之间没有进行过直接接触，因此其大部分认识本身带有臆测成分，很容易随实践所检验的结果而改变。换言之，国民政府今后“对日接近”的实践，将成为左右上述选择之命运的试金石。
    这个试金石将提供什么结论呢？
    七、“共同反苏反共”的落空
    国民政府并未花费多少时间就获得了答案。
    国民政府的“对日接近”，在日本是由蒋作宾充当主角的。从7月中旬至9月上旬，他致力于接触日方军部、政府、政党等各界要人，尤其是其中被视为稳健派的人物。在接触过程中，他着重强调并反复诉说的主题是：“满洲国”问题的拖延及由此造成的中日纠纷的长期化，“唯一的结局是给第三者以及共产党带来机会”，结果“中国可能赤化，日本亦有共产化之虞”；日本如果承认“满洲国”，“毫无疑问，将来真正统治满洲的，不是白人即是赤共”。（注：详见蒋作宾1932年7月25日、8月1、2、5日、9月2日日记，《蒋作宾日记》，第455、457-459、468-469页；《蒋作宾公使会谈要领》，（1932年8月15日），日本外务省记录A.1.1.0.9（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