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蒋介石、汪精卫等核心领导，亦积极配合蒋作宾的“接近”工作。他们所采取的重大措施之一，是改变“九一八”以来拒绝直接交涉的政策，秘密试探同日本进行直接交涉。（注：《矢野临时公使致内田外相》机密公第257号（1932年8月30日），《日本外交文书》〔满〕2-2，第802-804页。另，关于这一时期的直接交涉问题，请参考拙稿《“直接交涉”问题与中日双方的应对：1931-1932》，卫藤沈吉编：《第4届日中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日〕东方书店2000年版，第271-299页。）8月24日，蒋介石致电蒋作宾称：“本庄去，武藤来，新旧交替，如日本当局，有稍变方针，借此重谋中日亲善之转机，中国可与径开谈判……倘日本有诚意，弟可出面负责办理此事。”（注：《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下册，第497页。）当时的中国，如日本所“观测”到的，谁主张对日直接交涉，谁就有遭到反对派极力攻击的危险。（注：《内田外相致驻国联代表等电》合第2169号（1932年11月24日），《日本外交文书》〔满〕3，第87页。）蒋介石在这样一种政治生态中拍发上述电报，显示出了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对中日接近所倾注的热情。
    值得指出的是，在南京当局开始对日接近后，同南京分庭抗礼的国民党西南派，在对日对苏方针上，实质上采取了同南京一致的态度，而且，他们对日“劝告”的重点，更露骨地置于“中日共同反苏反共”之上。譬如，7月15日，李宗仁在同日本驻广东总领事代理须磨弥吉郎谈话时说：“中日两国不和，不仅给世界和平投上暗影，且同格言所说，两虎相争，一死一伤，对双方都极为不利。更令人悬念者，满洲事变以后，人民对共产党的观念显著变化。现在，知识阶级中论及中国将来时，对依靠自力毫无信心，而对作为他力之国联，亦感无可信赖。结果，因自暴自弃而倒向赤俄者，屡见不鲜。这种现象不仅使中国之将来愈益无望，对世界特别是日本来说亦无可乐观。要之，中日如欲解决问题，对此点须特加考虑。”“作为一个中国军人，余欲借贵官回东京之便，给日本陆军带个口信：望日本陆军勿逼中国军人倒向苏维埃，而能使之和日本共同以苏维埃为敌；为此目的，应以协作态度律己。”（注：《吉田致内田电》第501号（1932年7月16日），《日本外交文书》〔满〕2-2，第770页。）
    此外，8月23日，国民党元老邹鲁亦向日本外交官表白了这样的“心境”：“余从未变更过亚细亚问题应由亚细亚人解决之一贯主张，故彻底反对同苏联复交。然而，满洲事变以来，原欲依靠之国联，其软弱无力已逐渐为世人判明，而自力更生亦无可能，故欲解决对日问题，不能不考虑借用新的力量，联俄容共之主张因之而自然重视。本人虽从主义上难以赞成，但当孙科以对日为目标而高唱联俄之时，余亦无法正面反对。”“实话实说，当被问及除联俄外有无其他解决对日问题良策时，余总陷入无从回答之窘境。因此，余一边主张剿共，一边却苦于无力排斥孙科之见。深望贵国真能谅解余等此种苦衷。”（注：《吉田致内田电》第541号（1932年8月24日），《日本外交文书》〔满〕2-2，第799-800页。）
    但是，无论是南京方面的劝告与“直接交涉”的试探，还是西南方面的口信与“苦衷”，对日本当局来说，均为对牛弹琴。因为，“反苏反共”既是此时日本基本国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其推行对华侵略等其他国策的手段或口实。易言之，在此时的日本当局眼中，国民政府所倡导的“共同反苏反共”，只有在有利于其对华侵略时方有价值，如果反过来成为妨害其对华侵略的障碍，则毫无价值可言。正因如此，8月25日，即蒋介石发出“直接交涉”电报的翌日，被国民政府视为日本稳健势力头面人物的近卫文麿转告蒋作宾，在承认“满洲国”问题上日本已无交涉余地，“中国惟有断念”（注：《蒋作宾致国民政府外交部电》（1932年8月25日），“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中日外交关系史料丛编》（5），台北，“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1966年版，第40页。）。同日，内田外相以“焦士外交”演说表明了日本坚持侵华政策的决心。由于热中于改善对日关系，在日本发出了这些信号后，国民政府决策层仍未停止“接近”的努力。8月27日，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唐有壬告知日方国民政府的对日方针：“第一是希望直接交涉……如日本绝对反对直接交涉，则作为第二措施，希望至少维持现状。”（注：《矢野临时公使致内田外相》机密公第257号（1932年8月30日），《日本外交文书》〔满〕2-2，第802-804页。）但是，这个维持现状的让步方案也未得到日本的响应。9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承认“满洲国”，从而使7月以来国民政府以“共同反苏反共”为重点的对日说服与接近工作，以徒劳而告终。这个沉重的打击，摧毁了国民政府决策层迄今对日本抱有的期待感和侥幸心理，支撑其对苏回避政策的基础随之土崩瓦解。国民政府不得不重新修订对苏方针。
    八、迫不得已的“无条件复交”
    此前，在对苏关系上，根据中央政治会议“先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方针，国民政府外交部曾于6月中旬通过驻苏代表团专门委员王曾思，在莫斯科试探过苏联的意向。（注：《中俄复交问题》（1932年9月）。）但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认定：“南京政府所提议之互不侵犯条约是彻头彻尾的诈骗行为。南京政府完全是一个骗子集团。”（注：《斯大林致莫洛托夫函》（1932年6月19日），冈田良之助等译：《斯大林绝密书简》，〔日〕大月书店1996年版，第304-305页。）结果，王曾思的试探在遭受“种种难堪”后，被苏联断然拒绝。（注：《中俄复交问题》（1932年9月）。）其后，国民政府外交部指示出席日内瓦军缩会议的中国代表颜惠庆同苏联外交人员委员李维诺夫接触。（注：颜惠庆：《颜惠庆日记》第2卷，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668-669页。）但7月6日李维诺夫回信称：只有无条件恢复邦交以后，方能着手谈判互不侵犯条约问题。（注：李玉贞中译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第7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8-199页。）
    接此答复后，国民政府行政院鉴于日苏关系日益密切的现状，于7月8日举行秘密会议展开讨论，结果，“认为俄事以从速解决为上策，拟即电令颜代表与李维诺夫在日内瓦先行进行复交手续”。（注：参见《罗文干致蒋介石电》（1932年7月8日）；《汪精卫致蒋介石电》（1932年7月8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叁，第6册之3。）但是，翌日，蒋介石在剿共前线接到上述报告后，立即回电反对，重申“对俄交涉请照原定方针以能否先订互不侵犯条约为标准”（注：《蒋介石致汪精卫电》（1932年7月9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叁，第6册之3。）。行政院的建议因此再次搁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