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观点的引导之下，前述特种外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结束以后近4个月的时间里，国民党内的各个派系虽然在领导权问题上存在纠纷，但在对苏关系上，却一致执行这样一种方针：一边防止中苏关系继续恶化，一边坚持对苏回避态度，既不复交，更不联苏。（注：日本外交文书中，有源自中国情报的以下记录：1931年10月上旬，在蒋介石势力的秘密会议上，重新确认了“联苏必失国际同情与人民舆论”的结论。10月下旬，在南京国民政府和广东“国民政府”为实现党内团结而召开的“和平预备会议”上，决定“全党一致的对外政策”为：“（1）与国联合作抑制日本之强暴；（2）对苏复交与对日问题不可混同。”12月中旬，以广东势力为中心的孙科政府成立，但它登台伊始即宣布“中苏合作非我所望”。参见《须贺致小林电》机密第112号（1931年10月12日）；《币原致松平等电》合第1270号（1931年11月3日）；《村井致犬养电》第943号（1931年12月26日到）。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1卷第2册（以下简称《日本外交文书》〔满〕1-2），外务省1978年版，第342、372、481页。）作为对这一方针之基本根据的解释，1932年1月10日，暂时处于下野地位的蒋介石，曾结合反对陈友仁（孙科政府外交部长）对日绝交的理由，从中、日、苏和“国际”四者之联锁关系的角度，下了这样一个断语：
    如对日绝交即不能不对俄复交，陈提此案，众皆不察，且多数主张绝交，是诚国家最大危机，此时我国地位若战而不宣，尚犹可言，如绝交即为宣而不战，则国必危亡。以对俄复交，则列强对我不但不助，而且反而助日。故东三省问题未决以前，如对俄复交，则不止断送满蒙，是乃断送全国也。（注：《蒋介石致何应饮、朱培德、陈果夫电》（1932年1月10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拓影》。）
    这个断语所暗示的“解决东北问题之前决不对苏复交”的决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决策层对苏回避的意志是何等坚定。
    三、苏联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
    然而，1932年2月以后，遭到国民政府抑制的“联苏”论调，开始在中国重现活跃。这是因为，“一·二八”上海事变后，日本再次蹂躏中国，英美与国联却同“九一八”事变时一样，除了口头上的对华同情外，未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援华制日行动。对日本新的侵华罪行的愤怒同对英美、国联的失望相结合，使中国的舆论冲破了政府的压制。如当时发自南京的路透社电讯所述：“在一般中国人中间，日益流行着这样一种论调：既然全世界面临日本的武力侵略却对中国毫无作为，中国除联苏之外别无出路；中国与其屈服于日本的武力，不如同共产主义合作。”（注：《村井致芳泽电》第415号（1932年3月2日），《日本外交文书》〔满〕2-2，第719-720页。）此外，这一时期中国报刊对“日苏危机”的报道，也使人寄希望于日苏冲突的早日到来。
    在上述这种对日愤懑、对国际失望和对苏期待“三合一”的背景下，1932年4月，以孙科的登场为标志，“联苏”论达到了一个高潮。4月24日，孙科提出了他的《抗日救国纲领》，公开要求“以彻底抗日为目前外交之主要方针”，“凡与日本帝国主义利益冲突之国家，均认为我之与国，应与之作切实的互惠的联合”。（注：1932年4月25日《中央日报》。）翌日，在和新闻记者的谈话中，孙科进一步明确主张改变对苏政策，称“为实现抗日我必须联美联俄”（注：《村井致芳泽电》第625号（1932年4月26日），《日本外交文书》〔满〕2-2，第745页。）。
    在分析这个高潮时，有一点必须特别注意：以前，联苏论主要出现于民间，决策层中的个别议论则仅停留于内部的会议，一经否决即不再坚持；相反，现在，联苏论由国民党要人孙科出面主张，而且无视政府的既定方针而公然呼吁。孙科曾于1931年12月至翌年1月出任行政院院长，蒋汪合作政权成立后，又被任命为立法院院长。虽然由于同蒋、汪的矛盾，此时孙科尚未正式就任，但他的经历和地位，特别是“国父”长子的特殊身份，使他成为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特殊人物。这种特殊人物的转变，既反映了这一时期联苏论的上升，也暴露出国民党高层在对苏政策上已开始产生裂纹。
    尽管“联苏”论者把对付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在苏联身上，但苏联对中日两国的实际政策，却同他们的希望相距甚远。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认为“对华战争就是进攻苏联的序幕”，故抱有强烈的危机感。（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6-167页。）然而，为了争取对日战备的时间，它实际上对日本采取了让步和妥协政策。借用日本外务省的记录来说，“满洲事变当初，苏联政府虽标榜中立与不干涉方针，却同意由中东路运输日本军队，在呼伦贝尔事件时，对救援日本居留民作出了巨大援助。更有甚者，苏联政府鉴于事变之进展，于昭和六年（1931年）末向我提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自此以来，彼一有机会即反复重申此议。”（注：日本外务省编：《日苏交涉史》，严南堂书店1969年复刻版，第233页。另外，关于苏联反复要求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概况，可参见日本外务省《关于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之两国会谈摘要》，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Ⅱ第2部第1卷（以下简称《日本外交文书》〔昭Ⅱ〕2-1），外务省1996年版，第390-395页。）“苏联政府自满洲事变爆发当初即采取极其慎重的态度，至今与我帝国之间未发生任何不愉快之事。就日满苏三国关系而言，实在是可庆可贺。”（注：《内田外务大臣在第64届帝国议会的演说》（1933年1月21日），《日本外交文书》〔昭Ⅱ〕2-2，外务省1997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