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献中的契约资料
    我国的历史文献浩若烟海，其中与契约问题有直接关系的内容极丰富。因此，要研究中国契约的历史，或要对上述契约原件和契约资料给予正确的说明，都必须依靠并充分利用文献资料。这里择要谈如下四个问题。
    1.对原始社会契约的记载
    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交换关系也日益发展。从今天的民族学来看，在这一历史阶段的经济关系中，已经使用契约。例如我国解放前的景颇族、佧瓦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都是这样。可是汉族祖先在原始社会末期是否已使用契约？如已使用，此契约的形制是怎样的？关于这些问题，至今从文献到考古资料还都无法解答。《说文解字·后叙》曰：“古者，庖牺氏……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此八卦、结绳是否已用于契约关系，不得而知。又《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合符釜山。”《索隐》：“合诸侯符契圭瑞，而朝之于釜山。”此“符”虽亦具有契约性质，但主要还是一种政治性的凭证，与在经济关系中使用的契约有性质上的区别。
    可是，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在汉族已处于封建社会的发展乃至没落时期，许多少数民族还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这些民族的契约关系在汉族文献中或多或少有所反映。例如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曰：两广“傜人无文字，其要约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执其一，守之甚信。”（24）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说：云南“土人（傣族）缔约，取一木杖，或方或圆，中分为二，各刻画二、三符记于上，每方各执一片。负债人偿还债务后，则将债权人手中所执之半片收回。”（25）清人袁枚《子不语》曰：海南岛“黎民买卖田土，无文契票约；但用竹签一片，售价若干，用刀划数目于签上，对劈为二，买者卖者各执其半以为信。日久转卖，则取原主之半签合而验之。”（26）上述傜、傣、黎三个民族的原始契约都无文字，而是纯粹依靠“合券为验”。这就是早期的契约之“判书”制度。汉族在西周至两汉时，契约虽已用文字，但其形制仍为“判书”。《周礼·秋官·朝土》曰：“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郑玄注曰：“判，半分而合者。”由此可以推论，汉族在西周以前，甚至在原始社会末期，大约和上述的傜、傣、黎等族一样，也使用“判书”形式的契约。（26）
    2.对判书制契约的记载
    判书制契约主要盛行于周秦汉时期。根据契约关系的不同性质，判书分为三种，即借贷关系用“傅别”，卖买关系用“质剂”，取予关系用“书契”。（27）三种判书的差别很大。关于傅别，郑玄曰：“傅别，谓为大手书于一札，中字别之。”（28）刘熙曰：“莂，别也，大书中央，中破别之也。”（29）关于质剂，郑玄曰：“质剂，谓两书一札，同而别之。”（30）关于书契，郑玄曰：“书契……其券之象，书两札，刻其侧。”（31）刘熙曰：“契，刻也，刻识其数也。”（32）孙诒让对这三种判书做过比较说明：“盖质剂、傅别、书契，同为券书。特质剂，手书一札，前后文同，而中别之，使各执其半札。傅别则为手书大字，中字而别其札，使各执其半字。书契则书两札，使各执其一札。傅别，札、字半别；质剂，则唯札半别，而字全具，不半别；书契，则书两札，札亦不半别也。”（33）这三种判书在今存汉简中可以找到相应的事例。
    魏晋以后，纸契普及，引起了契约形制的相应变化。傅别和质剂之制渐废，书契之制发展而为“合同”形式，即在“书两札”之后，再并合两札，于并合处骑写一个大“同”字，后来发展为骑写“合同”二字，或骑写一句较长的吉祥语，以此代替原“刻侧”制度。这就是原始款缝制。隋唐以后，合同制主要用于借贷、抵押、典当等活契关系；在买卖、赠送、赔偿等死契关系中，由于为片面义务制，所以行用单契，由义务的一方出具，归权利的一方收执。
    3.对税契政策影响契约内容和形制的记载
    契约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重要信物，自产生以后，一直受到官府的关注。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为了保障人们的合法权利，以稳定社会秩序；二是为了保障国家的契税征收，以充实财政。关于前者，如《周礼·地官·司市》曰：“以质剂结信而止讼。”又《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取赎·过二十年业主死者不得受理》曰：“理诉田产，公私惟凭干照。”关于后者，如上引《隋书·食货志》曰：“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又《续文献通考》卷四六《征榷》十八《杂征》曰：“民间置买田房，随契纳税，国课攸关。”官府为了保障这两大事项，对契约从内容到形式，屡屡进行干预。前者偏重于对文字内容的干预，其结果，促使契约文字逐步规范化。例如发生在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的由朝廷命各地官府拟定契约样文并大力推行之事，就是一个突出事例。当时，国子监丞知开封府司录参军事赵孚上言：“庄宅多有争诉，皆由衷私妄写文契，说界至则全无丈尺，味邻里则不使闻知，欺罔肆行，狱讼增益。请下两京及诸道州府商税院，集庄宅行人，众定割移典卖文契各一本，立为榜样。”（34）这是促使契约文字规范化的一项重要措施。后者偏重于对契约形制的干预，其结果，造成契约形制日益复杂化。最早的重要事例即上引《隋书·食货志》所说东晋初建时，首创“税契”之制。所谓“有文券”，就是为已纳契税的契约上盖以红色官印。诚如元人陶宗仪所说：“红契，买到者则其元主转卖于人，立券投税者是也。”（35）从此时起，红契为合法契约，无官印的白契就为不合法契约。因为“白契”意味着漏纳契税。后来的重要事例是契尾制的实行。因为“文券”制（也就是“红契”合法制）虽有防止立契者偷漏税的作用，但不能防止经手契税的官僚胥吏中饱私囊。为了防止这一弊端，大约在宋代，就规定缴纳契税的收据必须粘连在契约之后，于是“契尾”制产生。契尾在元代叫做“给”或“税给”，明清时期叫做“契尾”。“契尾”制实行后，凡投税者，“止钤契纸，不连用契尾者”为非法（36）。于是红契之后又多了一张尾巴。契尾制行用的五、六百年间，也时有变化。但总的特点是契尾分为两联，一为大尾，用作收据，掣给税主；一为坐尾，用作存根，以备核查。此制实行后，对防止中饱起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