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契约录文
    在先秦文献中不见有契约录文。两汉文献中有叙事摘引契约内容之事。虽非全部录文，亦可见一斑。如西汉初年，太中大夫陆贾与五个儿子相约：“过汝，比给吾人马酒食极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宝剑、车骑、侍从者。……”（37）这是一份兼有家约与遗令的文字，夹叙夹议于陆贾传中。西汉后期，沛郡一富豪在病危时与族人为遗令：“悉以财属女，但以一剑与男，年十五以付之。”（38）还有一件为西汉神爵三年（前59年）王褒写的《僮约》（39），人们都认为是一篇游戏性的文章，可是此文却是按照当时的契约要求写的，研究汉代契约时，应当参考此文。文献中载录完整的契约是北宋以后的事，主要有两种情况：一为载录契约样文，一为载录契约原文。
    契约样文大约开始流传于唐代后期，敦煌契约中有多种契约样文就是证明。北宋太平兴国八年，由官府制定契约样文。至北宋徽宗时，更命地方官府刻版印卖契约用纸，这更促进了契约文字规范化。从此时起，文献载录契约样文之事大增。元代的《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明代的《尺牍双鱼》、《世事通考》、《万宝全书》等，都载录有各类契约样文，为民间书写契约提供了方便，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契约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文献中载录契约原文的情况很少，但在“族谱”、“家乘”之记载族产、墓地部分中常有发现。可是今天所见的此类图书多修于清代或民国时期，明代或更早一些的为数不多。当然也会偶有奇迹。如福建晋江县陈埭丁氏的家谱虽续修于清道光时，但其中却录有元代契约和问帐、公据、税给（契尾）原文共八件，很有史料价值。（40）
    本文限于篇幅，对我国契约原件及有关资料的蕴藏情况及其史料价值，只能举其大要。挂一漏万是难免的。如汉简一项，不仅发现于我国的西北地区，今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江苏、湖北、湖南等省都有发现。其中亦有契约。如扬州博物馆近年在江苏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发现的《西汉元始五年（5年）高都里朱凌先令券书》（41）就很可贵。“先令”就是遗嘱。唐人颜师古曰：“先令者，预为遗令也。”（42）此件用简16支，272字，为两汉以前的文献和考古资料中仅有的一份完整的“先令”。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亦有唐以后的资料。如《元至元十七年（1208年）善斌卖身契》三种，亦很重要。明清和民国契约，除了原件之外，各大藏书单位还收有所谓“契约抄”、“誊契簿”、“契底”等录副性质的契约抄本。这都是大地主家的遗物。一本抄有契约几十份。全国现存这样的抄本，含契约录文的总量大约仅次于现存契约原件的数量。文献与金石资料中的契约录文数量无法与之相比。所有这些，都有待于整理、利用和研究。
    总之，中国契约学的兴起，是中国史学领域的一件大喜事。我相信此门学科的长进与成就，将为中国的学术百花园增添新的光彩。
    注释：
    ①上述著作依次由福建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1944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三联书店196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
    ②有些论文已收入论文集中。如沙知、孔祥星编《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中就收有这样一些论文。
    ③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编》陆《编辑后记》。
    ④依次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下册肆《释文》第六八页，编号九一·一；第一六页上，编号二六·一。
    ⑤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屯戍丛残考释·杂事类》。亦见林梅村、李均明编《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第43页。释文略异。
    ⑥（日）大庭修《中国出土简牍研究文献目录》二“简牍资料D·魏晋时代1、楼兰魏晋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编《简牍研究译丛》第351页。
    ⑦依次见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屯戌丛残考释·杂事类》、《廪给类》。
    ⑧《文物》1972年第1期第22页图28。
    ⑨依次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第5页、32页、17页。
    ⑩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第一辑，原题《僧光镜负儭布契》。
    （11）“天盛”只二十一年（1149-1169年）。天盛二十二年当为乾祐元年（1170年）。“光定”共十二年（1211-1222年），其“未年”即“辛未年”，为“元年”。
    （12）傣语：“澜”为“水”，“领”或“拉”为“土地”，“召”或“早”为“王”。武定彝语：“库底”为“土地”，“促芒”为“王”。
    （13）以上均见岐山县文化馆、陕西省文管会《陕西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5期。
    （14）以上均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七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