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幸在这种主流观点的笼罩之下，偶尔也有例外。早在70年代初，就有两本探讨战时傀儡政权的开创性著作出版：John H.Bolye的《中日交战，1937-1945年：通敌政治》和Gerald E.Bunker 的《和平阴谋：汪精卫与中国战争，1937 -1941 年》几乎同时问世（注：John H.Boyle,China and Japan atWar, 1937 -1945: ThePoliticsofCollabora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GeraldE. Bunker, The Peace Conspiracy:Wang Ching-Wei andtheChinaWar,1937-1941,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 ），稍后黎令勤（Lincoln Li）的《华北的日军，1937-1941年：政治和经济控制问题》则首度以战时日军占领的地区为观察对象（注：Lincoln Li, The Japanese ArmyinNorthChina, 1937 -1941:Problems ofPoliticalandEconomicControl, Tokyo: OxfordUniversity Press,1975.）；可惜这些著作并没有造成风气，带动其他类似的研究，它们的影响力与当时欧美学者对战时中共的论述相比，要小得多。
    1980年，另一本尝试突破“抗敌”层面限制的著作问世，这就是入江昭主编的《中国人和日本人：政治与文化交流》论文集。这本书并不专门讨论抗战，可是其中有几篇论文对西方的抗战史研究甚具启发意义。最值得注意的一篇，应属易劳逸所写的《一项暧昧关系的诸面相：战时的走私、傀儡与屠杀，1937-1945年》。这篇论文不仅将抗战史的眼界从高层政治活动移向民间生活，而且把抗战史的焦点从前线和大后方转往沦陷区和国、共、日三不管的“灰色地带”。易氏主要根据英文材料（如美国国务院和军方档案），描述战时中国一般民众和敌人之间的各种“非武装接触”，包括从沦陷区到大后方的非法贸易活动、中国杂牌部队降日而成为“伪军”的过程，以及日军对沦陷区民众的镇压手段等。从这些描述中，易氏指出，抗战时期政府以外的中日关系，并不完全是黑白分明的“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对抗，而具有相当程度的暧昧性。他尤其强调，乡村农民缺乏政治意识和国家观念--对许多农民来说，抗战似乎事不关己。在某种意义上，易氏这篇论文和当时西方学界尚未平息的“农民民族主义”争论，有一定的关联，他的论点显然否定了“战时中国农民所以会支持中共，乃是受到民族主义的感召”这种说法。不过易氏的论点牵涉层面更广。他把农民的冷漠与战时中国工商业者、军事将领，乃至政府官员的自私自利、发国难财的行为相提并论，认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影响十分有限，可能只及于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其基本原因在于一般民众受教育程度低和没有参政机会，而国民政府的诸多表现， 更使一般民众难以产生认同感（注：LloydE.Eastman,"FacetsofanAmbivalentRelationship: SmugglingPuppets,and Atrocities During the War, 1937 -1945", inAkiraIriye ed.,The Chinese and theJapanese; EssaysinPolitical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0,pp.275-303.）。 易氏的上述论点未必能得到其他学者同意，但他所揭示的新研究领域，的确令人眼界大开。
    除了易氏的论文以外，入江昭的论文集里还有不少篇和抗战时期的沦陷区有关。入江氏本人所写的《建立新文化秩序：新民会》从日本方面的角度着眼，认为战时日本企图利用“新民会”和所谓“东方王道思想”，来为它侵略和占领中国的行为，寻求合理化的借口，但“新民会”所鼓吹的反西方情绪和大亚洲主义，倒不完全是无中生有，在近代中、日两国的思想文化界，都有一定的势力（注：Akira Iriye," Towarda NewCultural Order:The Hsin-min Hui",in Akira Iriye ed.,op.cit.,pp. 254-274.）。另一篇由SusanH. Marsch所写的《周佛海：一个通敌者的产生》则是周氏的小传，文中使用的中文材料，在今天看来当然十分不够，但作者对周氏的分析大体还算平实，她也再度谈到战时通敌行为所反映出的若干复杂问题：“何谓合法政府？它所指的是事实上的统治抑或法理上的资格？何谓民族主义？爱国与忠诚的标准又何在？”（注：SusanH. Marsh, "ChouFo- hai: The Making of aCollaborator",in Akira Iriye ed.,op.cit.,pp.304-327. ）与前述Boyle等人的著作相呼应。
    《中国人和日本人》或可视为西方“沦陷区研究”的承先启后之作，书中某些论文接续以往的有关著述，做更细致的分析，某些论文则开创了新的研究方向，对日后西方学界影响深远。不过它的影响一时还看不出明显的迹象。入江氏的论文集出版之后10年，西方几乎没有出现探讨沦陷区内的经验或傀儡政权的重要著作，直到90年代这个情况才慢慢转变。
    沦陷区的城市情况
    自7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主要趋势，是区域史或地方史。这个趋势背后所代表的观点，乃是认为中国是个庞大而多样的国家，任何以全国为范围的泛论，往往忽视中国内部各地区在环境和经验上的差距，从而犯了简单化或抽象化的毛病；要避免这种毛病，只有先以某一地区为研究范围，再逐步累积有关中国的整体图像。这个研究趋势出现以后，西方学界所着眼的“地区”，其范围也越来越精细，从广域（如长江下游、华北、华南等）逐步缩小为省，再缩小为县、市、和村镇。它们所显示出的历史图像是地方民众的生活形态，而非以往所注意的中央或全国的政治性活动。
    目前欧美对近代中国地方史或区域史的研究，已大致形成城市史和乡村史两种走向。 城市史起源很早，可以上溯到70 年代施坚雅（ G.William Skinner）所主持的一系列城市研究，其中“显学”首推上海研究，迄今已有不少重要研究成果出现，但有关汉口、北京、广州、济南和重庆等其他城市的专书和论文， 也相当多（注：参见ChristianHenriot,"Cities and Urban Society in China intheNineteenthandTwentiethCenturies: A Review Essay in WesternLiterature",台北《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21期（1996年3月），151-175页。）。乡村史的涵盖面则更广， 它基本上仍然承袭过去学者研究中国革命史的途径，往往选择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曾经活跃的区域进行观察，比较著名的例子包括Edward Friedman, Paul G. Pickowicz和Mark Selden等人对河北省饶阳县的研究；陈佩华（Anita Chan）、 赵文词（Richard Madsen）和安戈（JonathanUnger ）对广东省陈村的研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对河北省5 个村镇的研究， RobertMarks对广东省海丰县的研究，以及R. Keith Schoppa 对浙江省萧山县的研究等，观察时期短则四五十年，长则八九百年，都融合了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的双重功夫，呈现出以往正统史料和官方记载所无法显示的民间状况（注：Edward Friedman,Paul G.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 ChineseVillage, SocialistState, NewHaven: YaleUniversity Press,1991;Anita Chan,Richard MadsenandJonathanUnger,Chen Village under Mao and Deng, 2nded. , Berkeley: UniversityofCalifornia Press,1992; PrasenjitDuara,Culture,Power, and the State:Rural NorthChina, 1900 -1942,Standford: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88; RobertMarks,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PeasantsandtheMakingofHistory in Haifeng County, 1570-1930, Madison: UniversityofWisconsin Press,1984; R. KeithSchoppa, XiangLake: NineCenturies of Chinese Lif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