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敌问题与傀儡政权
    沦陷区的地方经验，本来就和日本所扶植的傀儡政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前述对日军占领下城市和乡村的各种研究，多半都已提到傀儡政权和伪军的活动，只是没有将它们作为主要的观察或分析对象而已。现在再略为介绍如下。
    欧美有关抗战时期傀儡政权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仍以汪精卫政权为主。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上述John H.Boyle 和GeraldE. Bunker所写的那两本书。Bunker的书专谈汪氏“和平运动”的经过，只写到汪政权成立为止，比较简略；Boyle 的书则除了探讨汪氏谋和与汪政权的史实以外，也概述日本在中国成立的其他傀儡政权（如内蒙德王、华北王克敏、华中梁鸿志等人主持的政权），并且将中国的“汉奸”和战时其他国家的通敌行为加以比较。二书都以为汪政权的背景十分复杂，不能看成是一般的傀儡（注：Bunker, op. cit .; Boyle, op. cit.,passim.）。Boyle和Bunker进行研究的年代， 能见到的中文史料还少（主要是金雄白等人的回忆），不过两人都访问了曾经参与其事的高宗武（旅居美国，1996年去世），这是高氏生前仅有的口述材料，相当珍贵。此外，林汉生根据他在宾州大学博士论文所写的几篇论文，如《汪精卫与中国通敌行为》、《周佛海：生存外交》、《中国国民党“投降派”新探》等，也和Boyle、Bunker的书约在同时间问世， 林氏对汪氏等人的动机和行为， 一如上述二书， 稍带同情的态度（注： Han-sheng Lin, "Wang Ching-wei and Chinese Collaboration",Peaceand Change, Vol. 1, No. 1 （Fall 1972）， pp. 17 -35; "Chou Fo-hai: The Diplomacy of Survival", inRichardD. BrunsandEdward M.Bennett eds., Diplomats inCrisis: United States-Chinese-Japanese Relations, 1919-1941, SantaBarbara, CA:ABC-Clio Press, 1974, pp. 171-193; "ANewLookatChineseNationalist 'Appeasers'",Alvin D. Coox and HilaryConroyeds.,China and Japan, Santa Barbara, CA:ABC-Clio Press, 1978,pp.211-241.此外，鲍家麟1971年之印第安纳大学博士论文，亦以汪精卫战时之谋和活动为主题。）。
    或者因为这些专书和论文，就当时可见的材料来说，已做了充分的发挥，而它们的基本见解也已被大部分欧美学者所接受，其后十多年西方学界对汪政权或傀儡政权的研究，几乎陷于停顿（注：出版于1978年之《中国与日本：一次大战以来寻求均衡》论文集，包括数篇与傀儡政权有关之论文，或为少数例外之一。此数篇论文中，林汉生所写者已见前注，John H. Boyle所写者，基本上系其《中日交战》一书之概要， 另一篇《一次笨拙的和平努力：缪斌工作，1944-1945年》，则为有关此一问题之惟一英文作品， 但非欧美学者所写。 YoijAkashi, "ABotched Peace Effort: TheMiaoPin'Kosaku', 1944 -1945", inAlvin D. Coox and Hilary Conroy eds.,op. cit.,pp.267-288。）。然而同时期内，国内的史学界则在这个课题上出现了客观的进展；80年代初，中国大陆开始整理和公布有关汪政权的材料，并陆续编辑出版，各种专题论述更相继问世，至今不断；台湾方面也有类似的工作，只是数量少些。这些新史料和新研究自然引起欧美学者的极大注意，西方对汪政权和“和平运动”的探讨近几年又活跃起来，这是一个主因。
    前述傅葆石、魏斐德和小科布尔等人的新著里，都利用了国内公布的新史料，并对汪政权做了新的解析。如魏氏在《沪上歹土》一书中，特别注意“七十六号”特务组织的活动、汪政权警政机构和租界当局的勾心斗角，以及汪政权在财政上对烟赌收入的依赖等，都是前此英文学术著作里很少提到的（注：Wakeman,The Shanghai Badlands,pp.80 -127.魏氏书中所描述的部分内容--尤其与军统地下工作有关者--稍早亦在叶文心一篇论文中述及，参见Wen-hsin Yeh,"Dai LiandtheLiu GeqingAffair: HeroismintheChineseSecretService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 48,No.3（1989），pp.545-562。）。 魏氏另有一篇论文《吾辈中叛逆：抗战中的汉奸观念》，探讨近代中国“汉奸”一词在抗战的复杂环境里，使用起来常有弹性，往往假民族大义而行政治斗争之实；不过这个观念仍然必须以族群认同为前提，换句话说，一个人先得被承认是“汉”，才能被定义成“汉奸”（注：Frederic Wakeman,Jr. ,"TreasonBetween Ourselves:The Concept of Hanjian During the War ofResistance "，提交1995年举行于加州伯克力之“求变求新的中国--20世纪前半期的历史经验”研讨会论文。）。
    David P. Barrett有关汪政权的一系列论文，是近年来西方学界研究傀儡政权的代表作。这些论文包括《汪精卫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清乡、新国民运动和大东亚战争》、《汪精卫政权，1940-1945年：国民党中国的延续和断裂》、《在意识形态真空里建国：南京的汪精卫政权，1940-1945年》、《汪精卫政权到底有多少专制？1940-1945年的宣传与检查》等，其中大量参考了过去十几年里开放的中文史料，更佐以西方档案文献，论点确有超出Boyle和Bunker等人之处（注：DavidP.Barrett, "IdeologicalFoundationsof the WangJingweiGovernment: Rural Pacification, the New Citizens Movementandthe Greater East Asia War",提交1990 年举行于香港之“近百年来中日关系”研讨会论文；“The Wang JingweiRegime, 1940 - 1945:Continuities and Disjunctures With Nationalist China" ， 提交1995年“中日战争之再评估”研讨会论文；“State CreationinanIdeological Vacuum:The Wang Jingwei Regime in Nanjing, 1940 -1945”，提交1996年举行于夏威夷之美国亚洲学会年会论文。）。如汪政权成立后的重要施政--清乡运动、新国民运动等--Boyle 书里着墨不多，Barrett则做了深入的分析， 而且评估它们的成效（注：苏北地区之“清乡”，在陈永发之《搞革命：华东与华中的共产运动，1937-1945年》一书中，曾有扼要之叙述。 ChenYung - fa, MakingRevolution: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1937-1945,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pp.81-97。）。尤其值得注意的是Barrett 对汪政权和战前南京政府之间的宏观比较。他认为二者相似之处在于都积极反共，都以领袖个人（汪或蒋）为权力核心，都有派系斗争，都缺乏社会基础，都不推行根本的社会经济改革等等；但二者也有一些差别，如汪政权对外国势力的依赖就远远大于战前的南京政府，它所凭借的武力主要是日本占领军。Barrett 也将汪政权和战时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傀儡政权做了比较研究。他指出欧洲傀儡政权多半极力攻击战前的本国政府腐化或左倾，而企图以法西斯主义为号召，一新耳目，争取人民支持；汪政权则恰好相反，它的基本口号是继承战前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正统”，强调延续而非变革，所以它一方面借用战前南京政府的声望，一方面却也沿袭了战前南京政府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人事上的各种弱点，积重难返（注：以上论点大半根据Barrett发表于1995年及1996年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