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汪政权和欧洲各国的战时傀儡--主要是法国的维希政权（Vichy Regime）--相提并论，早在Boyle的书里已做过尝试。Boyle曾举出二者相似之处在于，反英反美情绪，反苏反共立场，投机的政治态度（注：Boyle,op. cit.,pp.352-354.）。Barrett则从更细致的角度着眼，论点更有说服力。和这个题目有关的另一篇论文，是RogerB. Jeans的《战时中国的第三党汉奸：以国家社会党为例》。 这篇论文介绍汪政权里国社党人诸青来、陆鼎揆等的背景和思想，认为这类“第三党”人物所以决定支持汪政权，似乎并不是由于受到汪政权反共意识形态的吸引，而是出于对抗战前途的悲观和对沦陷区情况的忧虑，希望协助汪氏组织一个新政府来收拾局面。当然，个人权位利益的野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Jeans 因此认为汪政权与同时期欧洲傀儡之间的一大差异， 在于后者最大的政治号召是反共， 而前者的基本诉求是和平（注：Roger B.Jeans,"Third-Party Traitors in Wartime China:TheCase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 of China",提交1995年“中日战争之再评估”研讨会论文。）。
    汪政权起源于所谓“和平运动”。孙有利所写的《中国与太平洋战争的起源，1931-1941》一书，虽然并不直接讨论汪政权，但详细描述了中国从九一八事变到珍珠港事变这10年里的外交处境，可以看做对汪精卫及其党羽在战时主和的政策背景分析，也有助于了解汪政权的来龙去脉。孙氏强调，国民政府在这10年里对日本的威胁，最大的希望就是得到国际援助，尽管一再遭受挫折而仍不死心；七七事变后大胆决定对日抗战，惟一的胜算也寄托在国际援助上。汪氏等人则根据当时形势，估计国际援助决不会来，只有赶快对日谋和，以免一败涂地；不料中国（蒋介石一派）苦撑抗日的能力，竟终令西方各国刮目相看，渐渐觉得中国足以做它们在远东制衡日本势力的伙伴，于是一改原来冷眼旁观的态度，开始对华援助，最后走上联合对日作战一途。对国民政府和蒋氏来说，这个结果可以说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可是汪氏等人则是一招错，全盘输，因为对形势估计的失误而成了沦陷区里的日本傀儡（注：Youli Sun,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1931 -1941,New York: St. Martin'sPress,1993.）。孙氏的书可以与小科布尔稍早的《面对日本：中国政治和日本帝国主义，1931-1937》并观，但在追溯“和平运动”的政策背景上，孙氏的论点似乎更清晰而精辟（注：Parks M. Coble,FacingJapan: ChinesePoliticsandJapanese Imperialism,1931 -1937, Cambridge, MA: 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91.）。笔者另有《汪精卫与中日关系， 1932 -1937 ：和平运动的政策起源》一篇论文， 论点也接近孙氏之书（注：Whang Ke-wen, "Wang Jingwei and Sino Japanese Relation, 1932-1937: Policy Origins of the Peace Movement",提交1995年“中日战争之再评估”研讨会论文。）。
    笔者的研究其实集中于汪精卫和所谓“汪派”，因此连带注意到汪政权。与笔者研究方向接近的还有Margherita Zanasi等人。此外， 以研究战前上海青帮闻名的澳洲学者马丁（Brian Martin），近年来将研究延展到青帮在战时的活动，从而涉及汪政权“七十六号”的历史（注：Brian Martin, "ShieldofCollaboration: TheWangJingweiRegime's Security Service,1939-1945",提交1999年举行于威尼斯之“民国时期在二十世纪中国之地位”研讨会论文。）。以上种种，都显示有关汪政权的研究，正在逐渐加温。
    汪政权以外的其他中国傀儡政权，到现在还没有太多的研究。前述黎令勤《华北的日军》虽然以战时日本的“北支那方面军”做主题，但也用大量篇幅介绍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各级组织，以及它们为日军执行的各项政策，应该是有关这个课题最早的英文论述。黎令勤最近又有《金钱本色：中日货币战，1934-1941年》一篇论文，仍以战前和战时的华北为主要观察对象（注：Lincoln Li,"The Color of Money:Monetary Battles Between China andJapan,1934-1941",提交1998年举行于华盛顿（D. C.）之美国亚洲学会年会论文。）。Sophia Lee探讨沦陷时期的北京，则比较偏重介绍华北傀儡政权的教育文化政策，已见前述。华中方面，Timothy Brook 正在进行有关“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研究，他的论文《维新政府的成立》以日本史料为主，指出“维新政府”中多半是“北洋遗老”，他们出面和日军合作，除了私人的渊源以外，更有藉此否定战前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合法性的意味（注：Timothy Brook, "TheCreationof the ReformedGovernment",提交1995年“中日战争之再评估”研讨会论文。Brook 最近又写一文研究上海之“大道市政府”，提交举行于法国里昂之“战时上海”研讨会。）。从这点来看，“维新政府”和汪政权那种“继承国民党正统”的立场恰好相反，倒和欧洲各国傀儡政权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
    R.Keith Schoppa的论文《变换的通敌嘴脸：杭州，1938-1940 年》，是他在过去探讨浙江地方史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新研究。Schoppa 把对傀儡政权的观察转移到地方层次，发现战时杭州的通敌行为随着时期、地点和人事环境的变化，而带有不同的意义。最初的“治安维持会”和“自治会”保境安民的色彩比较浓厚，但不久日军的干涉越来越直接，“维新政府”和汪政权又相继成立“杭州市政府”，开始把地方性的通敌活动纳入全国性的网络里，“傀儡”的性质就慢慢明显起来了。尽管如此，基层的傀儡（如区长）仍然没有太多的政治色彩，也与战前的功能有相当程度的延续性（注：R.Keith Schoppa,"The Changing Faceof Collaboration:Hangzhou, 1938-1940",提交1998 年举行于华盛顿（D.C.）之美国亚洲学会年会论文。）。
    欧美学者在研究傀儡政权时，自然比较注意庋藏于西方的英文史料，其中以美国华盛顿的国家档案局和英国伦敦的公共记录室特别重要。前者存有战时美国情报机构的原始档案，如战略服务处（OSS ）和外国广播情报室（FBIS）的报告等等（前述魏斐德书中所使用的上海公共租界捕房记录，也置于此），后者则存有战时英国驻华外交和情报机关的报告，都是国内学界研究这个课题时不常参考的文献（注：参见 DavidP.Barrett,"English Language ArchivalMaterialsontheWangJingwei Regime",提交1994年举行于南京之第三次民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此外，欧美各大图书馆的中文庋藏，偶尔也有一些国内见不到的史料；多年前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 ）曾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里，有关战时中国各傀儡政权的一手及二手材料辑成书目，于1954年出版，后来该所庋藏当续有增加，但这本书仍可供入门之用（注：Frederick W. Mote,Japanese -Sponsored GovernmentsinChina,1937-1945: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Compiled fromMaterialsin the Chinese Collectionofthe HooverLibrary,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4.）。
    总的来说，西方有关沦陷区傀儡政权的著述，到90年代以后才慢慢兴盛，而它的整体成绩目前还远不如国内。上述各项作品成书的犹在少数，不过其中若干论点十分新颖，对国内学者也许有提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