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程度上，对抗战时期沦陷区地方经验的探讨，正是上述地方史或区域史研究的副产品。不过到了90年代，这类探讨已形成独立的研究领域。
    沦陷区里主要城市的情况，迄今也以有关上海的研究特别多。由于“上海研究”在西方学界已有相当的基础，因此以“孤岛”时期或沦陷时期的上海为主题的论著，非常丰富。“上海研究”所以能领先其他城市研究的一个关键，是外国租界在上海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而有关租界的记录、报道和回忆，又以西方语言为主，且多半能在欧美各档案馆里找到，对欧美学者来说，这实在是既方便又容易产生兴趣。战时上海研究的发达，当然也和这点很有关系。
    近年来出版的探讨上海的专书，以傅葆石的《消极、抗日与通敌：沦陷时期上海的思想抉择， 1937 -1945 年》和魏斐德（FredricWakeman,Jr.）的《沪上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行为，1937 -1941年》最受瞩目（注：PoshekFu, Passivity, Resistance, and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5,Standford: StandfordUniversityPress, 1993; FredericWakeman,Jr., The ShanghaiBadlands: WartimeTerrorismandUrban Crime,1937-1941, Cambridge,Eng. :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傅氏的书观察沦陷时期上海的作家和文人， 把他们对日军占领的反应归纳为三类，即隐匿逃避、勇敢抵抗与妥协合作，并分别以王统照、李健吾和《古今》杂志的作者群作为代表。傅氏的分析借用了魏斐德对明清之际士大夫政治态度的描述，很有启发性。这本书虽然以知识分子为主角，但也扼要地介绍了“孤岛”和日军占领下的上海社会及文化，例如新闻和出版界、话剧运动，以及经济和物价等等，从中不难窥见一般民众的生活面貌。不过傅氏最大的贡献，可能还是明白指出抗战时期处在日军铁蹄下的中国老百姓，或者为了谋生，或者只是贪图一时的虚荣，在政治态度上往往表现出一种暧昧性，既不是“爱国”也不是“卖国”，而处于中间的“灰色地带”。这种暧昧态度不仅限于作家和文人，沦陷区里大部分民众朝夕面对敌人占领的现实，都无法完全避免。
    魏斐德的书是他一系列上海史作品中最新的一部，描述“孤岛”时期各方势力在上海租界里角逐的情况。日本尚未对英、美各国宣战以前，租界不仅是上海一带中国民众的避难所，而且是日本军警、重庆政府地下工作者，以及汪伪政权特务的交战地，加上租界捕房和当地帮会分子插手其间，形势复杂而混乱。书名所称的“歹土”，原来是指沪西“越界筑路”的地段，地位本就十分特殊，到了抗战时期则更微妙。魏氏根据租界捕房记录、美国外交档案，以及当时上海的西文报纸（如《密勒氏评论报》等），详细说明租界里亲日、反日两股势力如何以恐怖手段互相威胁和制裁，使租界当局穷于应付。这本书篇幅不大，着重描述而较少分析，虽然书中某些史实在中文的学术或非学术性著作里也能见到，但它所提供的西方文献与观点，的确弥补了中文著作的不足。尤其值得注意的，魏氏前一本书《上海警察，1927-1937年》曾对战前上海的治安和犯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注：Frederic Wakeman,Jr. ,Policing Shanghai,1927-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这本书即以前书做基础，将战时上海的政治暴力活动也放在城市罪行的架构里来观察，角度颇为新颖。
    上海是近代中国贸易金融的中心，上海资本家在抗战时期的境遇，自然受到学者的注意。小科布尔·（Parks M. Coble）在这方面发表了多篇论文， 包括《日本新秩序与上海资本家：合作与冲突，1937 -1945年》、《分裂城市里的生活：上海的中国资本家，1937-1945年》和《合作与抵抗：中国资本家和日本人，1937-1945年》等，是他过去研究上海资本家与战前国民党政府关系的延续（注：ParksM.Coble, "Japan's New Order and the ShanghaiCapitalists:Collaboration and Conflict,1937-1945",提交1995年举行于温哥华市之“中日战争之再评估：新史料与新诠释”研讨会论文；“Lifeina Diveded City:Chinese Capitalists in Shanghai,1937 -1945”，提交1996年举行于夏威夷之美国亚洲学会年会论文； “Collaborationand Resistance:Chinese Capitalists and the Japanese,1937-1945”，提交1998年举行于华盛顿（D.C.）之美国亚洲学会年会论文。）。笔者亦曾有《通敌者与资本家：战时上海的物资统制，1937-1945年》一文，指出战时上海资本家在经济利益与政治忠诚之间，往往首鼠两端，态度模棱，而他们和日本占领当局、汪伪政权之间，更似乎有一种既合作又斗争的三角关系（注： WangKe-wen, "CollaboratorsandCapitalists : The Politicsof ' MartialControl'in WartimeShanghai",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Vol.26,No.1（Fall 1993），pp.42-62.）。 上海在沦陷时期的物资统制， 最近还受到法国学者安克强（ChristianHenroit）的注意。安氏曾撰写专书研究战前的上海市政，目前已将其研究延展至战时，尤其偏重经济层面。
    资本家以外，其他上海市民的战时经验，虽然没有专书或论文，但在若干新著里已经得到初步的探讨。Robin Porter的《民国时代的工业改革者》就有一章专谈“孤岛”和沦陷时期对上海难民与失业工人的救济工作，并兼谈当时劳工福利组织（如基督教女青年会）在其他沦陷城市里勉力维持的情形（注：Robin Porter, Industrial ReformersinRepublican China, Armonk, NY: M. E. Sharpe,1994,Chap. 6. ）。 Routledge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本以《战时上海》为题的论文集， 参加撰文的学者包括魏斐德、傅葆石、小科布尔、 白吉尔（Marie- claireBergere）、傅佛果（Joshua Fogel）、Benard Wasserstein等人， 由叶文心主编（注：Wen-hsinYeh ed., Wartime Shanghai ,NewYork:Routledge,1998.）。1997年，叶文心和安克强共同主持“战时上海”研讨会。这些工作当可进一步拓展这个研究领域。
    有关战时上海的英文著作，不少都属于文学史或文艺史的范畴。早在1980年，甘爱华（Edward M. Gunn, Jr. ）便有《不受欢迎的缪斯：上海和北京的中国文学，1937-1945年》一书问世。这本书专谈战时上海和北京的文学创作，它的分析带有文学批评观点，不过甘氏为了介绍当时两地作家的创作环境，也专章概述日军占领下北京和上海的社会文化面貌，对了解沦陷区里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很有帮助；书中提到李健吾、文载道等作家的生平，这些人后来在傅葆石的书里又得到进一步的讨论（注：Edward M.Gunn, Unwelcome Muse:Chinese LiteratureinShanghai and Peking,1937-1945,New 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0.）。由于战时上海是近代中国许多名作家的发迹之地， 因此甘氏那本书问世以后，仍有学者不断地循此方向进行研究，仅以过去三年（1997-1999年）美国亚洲学会年会为例，每年都有几篇论文以沦陷时期的上海文艺为主题。傅葆石在完成他对战时上海知识分子的研究后，近年来又将研究重点转移到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已陆续发表《娱乐至上：日本占领下上海电影的政治暧昧性，1941-1945年》、《影射历史：战时上海的大众电影文化》、《秋海棠：沦陷时期上海的爱情和忠诚观》等论文，从这个颇具趣味性的角度来观察当时上海民众的生活（注：Poshek Fu,"Struggle to Entertain:The PoliticalAmbivalence ofShanghaiFilmIndustryundertheJapaneseOccupation,1941-1945",Law Kar ed.,Cinema of TwoCities: HongKong-Shanghai,Hong Kong:Urban Council,1994,pp.39-62; "FramingHistory: Popular film Culture in Wartime Shanghai"，提交1995年举行于华盛顿（D.C.）之美国亚洲学会年会论文；《秋海棠》一文则已见前注。）。另一学者张英进的新著《上海的电影与城市文化，1922-1943年》也谈到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同样地，李欧梵在其《上海摩登：中国新城市文化的绽放，1930-1945年》一书中，分析的虽然是作家和文艺作品，但由于涵盖的时期包括沦陷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仍可视为相关研究（注：Zhang Yiagjin, CinemaandUrban Culture in Shanghai, 1922 -1943, Stanford: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1998;Lo Ou-fan Lee,ShanghaiModern: TheFlowering ofaNewUrbanCultureinChina,1930 -1945,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中国文艺（包括台湾和香港）在战后的发展，有许多方面是和战时上海一脉相承，对“孤岛”和沦陷时期上海文学或电影的研究，既有助于扩大沦陷区城市研究的视野，也厘清了近代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环节。
    前述甘爱华之书除上海以外，还讨论了北京。近年来有关战时北京的英文论著，当以Sophia Lee的几篇论文为代表作。Lee 在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的论文题目，是沦陷时期北京的教育和文化事业，1982年就有《侵略或合作？日本占领下北京的文化活动，1937-1945年》一文发表，后来又陆续发表《燕京大学，1937-1941年：自主或妥协？》、《日本占领下北京的社会秩序，1937-1945年》，以及《沦陷时期的北京市政府》等文。她承认沦陷区里镇压和屠杀情况的存在，但也指出当时若干中、日知识分子，确曾在战火中致力于文化交流和学术合作，而日军统治下的北京民众生活，尚有一定的安定（注：Sophia Lee,"Aggression ofCooperation? CulturalActivitiesinPekingun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1935-1945",IllinoisPapersinAsian Studies,Vol.2 （1983），pp.23-29;"Nanjing University, 1937-1941:Autonomy or Compromise?" Sino-Japanese Newsletter,Vol.2,No.1 （December 1989）；"Social Order in Beijing underJapaneseOccupation,1937-1945",提交1991 年举行于新奥尔良之美国亚洲学会年会论文；“MunicipalGovenmentin Occupied Beijing”， 提交1996年举行于夏威夷之美国亚洲学会年会论文。Lee 另有一文介绍有关沦陷时期北平之史料， 以中、 日文为主，亦有参考价值。Sophia Lee,"SelectedBibliographyonOccupiedBeijing, 1937 - 1945",Republican China,Vol. 14,No.2（April 1989），pp.121-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