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以上大致介绍的欧美学者“沦陷区研究”论著数量虽然有限，但它所引起的讨论热忱和所显示的发展潜力，的确是90年代以前不曾见过的。以1995年举行于加拿大的抗战胜利50周年国际研讨会为例，那次会议共有来自中、日、美、欧数十名学者出席，而欧美学者提交的论文里，竟有半数以上属于“沦陷区研究”的范畴。 这些论文经David P. Barrett和徐乃力二人整理编辑后， 以通敌问题为主题结集出版（注：David P.Barrett and Larry N. Shyn eds. ,ChineseCollaborationWith Japan, 1932-1945:The Limits ofAccommodation,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这个领域在西方学界的广受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在欧美学者已发表的作品中，呈现几个共同的观点，值得在此加以申述。首先，欧美学者在观察沦陷区的地方经验--包括城市和乡村的情况时，多半强调所谓“灰色地带”（grey area）的存在。 这里的所谓“灰色地带”不仅是地理上的，而且也是心理上的。在乡村或小镇里，日军的占领往往徒有其名，“沦陷”事实上造成了政治真空和社会失序，使各派（中国）势力趁机进行权力角逐；角逐中的各派都以本身的生存和扩张为优先目标，民族主义或国家观念反而成为次要的考虑，一般民众只求能在内乱和外患的熬煎下苟延残喘，更难计其他。在主要城市里，日军的占领比较彻底，控制自然也比较严密，当地民众无论资本家、知识分子或小市民，都得经常面对非牺牲即妥协的抉择，而细究之下，他们之中选择妥协以图自保（甚至自肥）的所在多有；城市居民在战前所受的民族主义熏陶虽然深些，但战时的抗敌表现，未必明显地优于乡村农民。
    其次，欧美学者在分析沦陷区的傀儡政权（特别是汪精卫政权）时，一方面承认它们受制于日本而缺乏独立地位，一方面却也强调它们争取较大自主性的努力。换句话说，西方学界不太接受“卖国求荣，为虎作伥”的简单分析，而尝试探讨通敌者的复杂心态和微妙处境。不少作品都指出通敌者固然需要敌人的保护，敌人也常需要通敌者的协助，两者之间虽不平等，但也不纯粹是“一面倒”的关系；双方各为本身的利害打算，又都有求于对方，彼此就难免有斗争，有妥协，因此抗战时期傀儡政权，仍须进一步推究。西方学者还把汪政权放在战时中国的全盘格局里，看成是当时鼎足而立的三个中国政治势力（重庆、延安、南京）之一，三方互相竞争，各有一套建国蓝图。从整个格局着眼，汪政权的历史地位或者可以得到某些新的理解，而不再局限于“傀儡”一层意义。
    第三，无论是讨论地方经验还是傀儡政权，欧美学者都尝试将战时中国沦陷区与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各国加以比较。数十年来，西方学界对二次大战期间欧洲的沦陷经验，研究非常丰富，其中又以有关法国的论述最多（注：参见GerhardHirschfeld andPatrickMarsh eds.,Collaboration in France:Politics and Culture during theNaziOccupation, 1940-1944,Oxford: Berg, 1989; H. R.Kedward,Occupied France: Collaboration andResistance, 1940 - 1944,London:Basil Blackwell,1985;John F.Sweets, ChoicesinVichyFrance: The French under NaziOccupation, New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1994.）。法国在战争初期便完全被德军占领，为时长达4年；这段时间虽然有戴高乐在海外组织流亡政府， 但国内则由贝当出面与德军合作，成为维希政权。维希政权的性质和功过，以及法国民众在德军铁蹄下对维希政权和“通敌”的暧昧态度，战后都成为法国和欧美学者悉心探讨的课题；所谓“法奸”问题，也和中国的“汉奸”问题一样引起争议， 而且与战后法国的政治生态纠缠不清（注：HenryRousso（trans.By Arthur Goldhammer）， The Vichy Syndrome:Historyand Memory in Francesince1944, Cambridge, MA: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91,passim.）。凡此种种，大可和中国的沦陷经验和汪政权的史实相对照。欧美学者对有关维希政权和欧洲沦陷区的研究相当熟悉，他们所采取的比较史角度，足供国内学界参考。
    抗战八年，位于日军侵略线后面的广大中国土地，名义上都宣告“沦陷”，生活在那片土地的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混乱、屈辱和危险。这些中国人的经验，理应是抗战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可惜无论中外有关这方面的学术探讨，始终比有关前线（包括正面战场和游击战场）的研究要少。西方学界过去几年已普遍肯定“沦陷区研究”的潜力和价值，他们的作品在史实的涵盖和中文史料的掌握上，固然还有不足的地方，可是他们所提示的分析角度，的确开拓了一片新的视野和发展空间。国内史学界如果愿意共同思索，参与讨论，相信能使这个研究领域取得更好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