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在抗战初期陷于敌手时,曾发生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后来又成为“维新政府”和汪精卫政权的中枢所在地,它的战时经验特别值得注意,可是西方的研究并不多。去年张纯如的新书《南京大屠杀》问世,首度以英文对这个事件做系统性的叙述与分析,而且专章探讨美国和日本为何在战后有意忽视这个事件,论点精辟有力,在西方引起很大的回响(注:IrisChang, TheRapeof Nanking:The ForgottenHolocaust of World WarII,New York:Basic Books,1997.)。不过书中对屠杀以后南京在日军占领下的情况, 着墨极少,这方面 MarkEykholt 最近的一篇论文《日本占领下的南京学生生活》,稍补不足。文中观察沦陷时期南京各级学校的情况,尤其注意汪政权所设立的“中央大学”,发现就连这个汪政权培养人才的高级学府里,都有抗日的情绪和活动,颇令汪政权尴尬。就这点而言,战时南京的气氛显然和北京不同(注:MarkEykholt, "AStudentLifeinNanjingunderJapanese Occupation",提交1996年举行于夏威夷之亚洲年会论文。 )。 沦陷区的乡村情况 抗战时期沦陷区乡村或小镇的情况, 最受人瞩目的应推近年来Peter J. Seybolt有关河南省内黄县的一系列论著。Seybolt 根据县志、中共党史资料及实地采访所得,重建战时一个三不管“灰色地带”的地方经验,为易劳逸当初描绘的所谓“暧昧关系”,提供了具体而生动的例证。到目前为止,他已发表多篇论文:《民族解放的爱国战争?抗日时期的中日合作,1937-1945年:河南省内黄县个案研究》、《1940年代新乡村精英阶层的出现》、《战争中的战争--抗战时期中国内部的斗争: 华北平原一个县份的个案研究》(注:PeterJ. Seybolt,"Patriotic War of National Liberation? CollaborationBetweenChinese andJapanes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1937 -1945:A Case Study of Neihuang County,Henan Province",提交1991年举行于新奥尔良之美国亚洲学会年会论文;“TheEmergenceof a NewVillage Elite in 1940's ",提交1993年举行于洛杉矶之美国亚洲学会年会论文;“WarWithinaWar- InternalStruggleinChinaDurg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A Case Study ofaCounty on the North China Plain”,提交1995 年“中日战争之再评估”研讨会论文;Peter J. Seybolt, ThrowingtheEmperorfromHis Horse: Portrait of a Village Leader inChina, 1923 -1995,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6,Chap.1。)。内黄县在抗战爆发时人口不过20余万,地瘠民贫;战事初起,当地的国民党军政当局望风溃逃,牢中囚犯出狱大肆劫掠,民众则将县里的义仓抢夺一空,县郊四股土匪趁乱合力攻城,与守城的乡绅民团血战不休,此时日军路过,误以为遭遇抵抗,又进入县郊的村落屠杀报复。因此这个县在几个月里已有800多人丧生,其中200多人死于日军之手,但600 多人竟死于自相残杀。此后数年,这种混乱局面从未停止:县里的乡绅很快就和日军勾结,组织傀儡政权,附近的红枪会(当地称为“圣道会”)则和河南境内残留的国民党军队联手,进攻乡绅领导的民团;但不久红枪会也投降了日军,国民党军队则撑到1940年初才降日,改编为伪军。此后内黄县一带仅存的抗日武装是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队,继续和各种亲日势力进行斗争。而日军真正派往当地的兵力,不过一个小队而已。抗战八年,内黄县始终处于各派(中国)势力互相残酷斗争的拉锯战中,各派势力的主要考虑都是如何保护和壮大自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往往不惜与日军合作,甚至压迫和剥削本国同胞(注:以上论点大半根据Seybolt 发表于1991年及1995年之论文。)。Sbybote所描绘的图像, 与一般中文史籍里中国军民“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情景颇不相同,也许难以被国内学界接受,但他的研究确有一手材料的支持,足供参考。像内黄县这样的“灰色地带”,或者还有不少。 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华北农村,1900-1942年》,观察河北几个村镇在20世纪上半叶的变迁,着重点在于社会文化而非狭义的政治,但书中的论点仍可反映抗战时期部分沦陷区的乡村经验。杜氏引用日本的调查资料和中国的地方史志,指出华北农村的传统秩序,乃是建立在由宗族、信仰、农业等地方性团体所构成的“文化权力网络”上,这种网络不仅是地方精英分子行使权力的基础,而且是国家权威赖以维系的环境,可是清末以来政府组织不断扩张,名为行政改革而实为官僚化,终于逐步把这种网络破坏了,却又无法完全取代它的功能,结果是国家权威与地方秩序同告瓦解(注:Duara, op. cit., passim.易劳逸曾对此提出置疑,参见Lloyd E. Eastman,"StateBuildingandtheRevolutionTransformationofRuralSocietyinNorthChina",Modern China, Vol.16,No. 2(April 1990),pp.226-234.)。根据这个观点,抗战时期日军及其傀儡(在华北是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汪政权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在河北的统治,是民国时代政府组织扩张和官僚化的最末一个阶段,它对村镇固有政治生活所造成的摧毁性影响,间接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新秩序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杜氏的说法别具一格,它使学者看出“农民民族主义”和边区改革因素以外,促成中共在战时成长的另一种历史过程,但也有助于人们了解傀儡政权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 大多数探讨沦陷区乡村经验的英文著作,都和杜氏这本书一样,没有完全摆脱中国革命史的影响。如前述 Friedman 等人对河北省饶阳县的研究,虽然叙述当地在抗战时期被日军占领的经过,但主要描写的还是中共在当地动员抗敌的能力和方式,对通敌的一面则含混带过,不能尽现沦陷区的复杂面貌。尽管如此,这类以中共为主要对象的研究,偶尔也透露出值得玩味的信息。古德曼(David S. G. Goodman )一篇研究战时山西省黎城县(离卦道)之乱的论文,便证明即使在中共势力强盛的地区,民众的政治意识仍未必敌我分明。黎城县战时隶属“晋冀鲁豫边区”,县政府在中共掌握之下,不料1941年当地发生“离卦道”农民反抗县政府的暴动,暴动的农民被县政府击溃以后,立刻投靠日军。这次暴动的表面原因固然是迷信,可是顾氏以为背后的动机十分复杂,和当地政治经济的权力变化都有关系。果真如此,地方权力的考虑在若干民众心里,似乎比抗日情绪来得重要(注:David S.G. Goodman,"The Licheng Rebellion of 1941:Class,Gender,and Leadership inthe Sion-Japanese War",Modern China,Vol.23,No.2(April 1997),pp.216-245.)? 大致说来,到目前为止,欧美学界对乡村小镇的研究兴趣和成绩,似乎稍逊于对主要城市的研究。不过最近乡村小镇的研究陆续进展,如吴应銧在出版了有关中共在河南发展的专书后,将观察触角伸至战时河南省巩县的通敌情况上(注:参见OdoricWou, MobilizingtheMasses: BuildingRevolutioninHenan, 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 Press,1994;"Peasant NationalismandParticipationin the Resistance War",提交1997 年举行于芝加哥之美国亚洲学会年会论文;“The Phenomenon of Collaboration:WartimeRelationsBetween Gongxian Citizens and Their Japanese Occupiers", 提交1997年举行于波士顿之亚洲学会年会论文。)。其他学者则撰写了山东省邹平县抗战经验的论文。看来这方面的探讨,未来仍有相当大的发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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