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在抗战初期陷于敌手时，曾发生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后来又成为“维新政府”和汪精卫政权的中枢所在地，它的战时经验特别值得注意，可是西方的研究并不多。去年张纯如的新书《南京大屠杀》问世，首度以英文对这个事件做系统性的叙述与分析，而且专章探讨美国和日本为何在战后有意忽视这个事件，论点精辟有力，在西方引起很大的回响（注：IrisChang, TheRapeof Nanking:The ForgottenHolocaust of World WarII,New York:Basic Books,1997.）。不过书中对屠杀以后南京在日军占领下的情况， 着墨极少，这方面 MarkEykholt 最近的一篇论文《日本占领下的南京学生生活》，稍补不足。文中观察沦陷时期南京各级学校的情况，尤其注意汪政权所设立的“中央大学”，发现就连这个汪政权培养人才的高级学府里，都有抗日的情绪和活动，颇令汪政权尴尬。就这点而言，战时南京的气氛显然和北京不同（注：MarkEykholt, "AStudentLifeinNanjingunderJapanese Occupation",提交1996年举行于夏威夷之亚洲年会论文。 ）。
    沦陷区的乡村情况
    抗战时期沦陷区乡村或小镇的情况， 最受人瞩目的应推近年来Peter J. Seybolt有关河南省内黄县的一系列论著。Seybolt 根据县志、中共党史资料及实地采访所得，重建战时一个三不管“灰色地带”的地方经验，为易劳逸当初描绘的所谓“暧昧关系”，提供了具体而生动的例证。到目前为止，他已发表多篇论文：《民族解放的爱国战争？抗日时期的中日合作，1937-1945年：河南省内黄县个案研究》、《1940年代新乡村精英阶层的出现》、《战争中的战争--抗战时期中国内部的斗争： 华北平原一个县份的个案研究》（注：PeterJ. Seybolt,"Patriotic War of National Liberation? CollaborationBetweenChinese andJapanes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1937 -1945:A Case Study of Neihuang County,Henan Province"，提交1991年举行于新奥尔良之美国亚洲学会年会论文；“TheEmergenceof a NewVillage Elite in 1940's ",提交1993年举行于洛杉矶之美国亚洲学会年会论文；“WarWithinaWar- InternalStruggleinChinaDurg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A Case Study ofaCounty on the North China Plain”，提交1995 年“中日战争之再评估”研讨会论文；Peter J. Seybolt, ThrowingtheEmperorfromHis Horse: Portrait of a Village Leader inChina, 1923 -1995,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6,Chap.1。）。内黄县在抗战爆发时人口不过20余万，地瘠民贫；战事初起，当地的国民党军政当局望风溃逃，牢中囚犯出狱大肆劫掠，民众则将县里的义仓抢夺一空，县郊四股土匪趁乱合力攻城，与守城的乡绅民团血战不休，此时日军路过，误以为遭遇抵抗，又进入县郊的村落屠杀报复。因此这个县在几个月里已有800多人丧生，其中200多人死于日军之手，但600 多人竟死于自相残杀。此后数年，这种混乱局面从未停止：县里的乡绅很快就和日军勾结，组织傀儡政权，附近的红枪会（当地称为“圣道会”）则和河南境内残留的国民党军队联手，进攻乡绅领导的民团；但不久红枪会也投降了日军，国民党军队则撑到1940年初才降日，改编为伪军。此后内黄县一带仅存的抗日武装是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队，继续和各种亲日势力进行斗争。而日军真正派往当地的兵力，不过一个小队而已。抗战八年，内黄县始终处于各派（中国）势力互相残酷斗争的拉锯战中，各派势力的主要考虑都是如何保护和壮大自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往往不惜与日军合作，甚至压迫和剥削本国同胞（注：以上论点大半根据Seybolt 发表于1991年及1995年之论文。）。Sbybote所描绘的图像， 与一般中文史籍里中国军民“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情景颇不相同，也许难以被国内学界接受，但他的研究确有一手材料的支持，足供参考。像内黄县这样的“灰色地带”，或者还有不少。
    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华北农村，1900-1942年》，观察河北几个村镇在20世纪上半叶的变迁，着重点在于社会文化而非狭义的政治，但书中的论点仍可反映抗战时期部分沦陷区的乡村经验。杜氏引用日本的调查资料和中国的地方史志，指出华北农村的传统秩序，乃是建立在由宗族、信仰、农业等地方性团体所构成的“文化权力网络”上，这种网络不仅是地方精英分子行使权力的基础，而且是国家权威赖以维系的环境，可是清末以来政府组织不断扩张，名为行政改革而实为官僚化，终于逐步把这种网络破坏了，却又无法完全取代它的功能，结果是国家权威与地方秩序同告瓦解（注：Duara, op. cit., passim.易劳逸曾对此提出置疑，参见Lloyd E. Eastman,"StateBuildingandtheRevolutionTransformationofRuralSocietyinNorthChina",Modern China, Vol.16,No. 2（April 1990），pp.226-234.）。根据这个观点，抗战时期日军及其傀儡（在华北是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汪政权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在河北的统治，是民国时代政府组织扩张和官僚化的最末一个阶段，它对村镇固有政治生活所造成的摧毁性影响，间接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新秩序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杜氏的说法别具一格，它使学者看出“农民民族主义”和边区改革因素以外，促成中共在战时成长的另一种历史过程，但也有助于人们了解傀儡政权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
    大多数探讨沦陷区乡村经验的英文著作，都和杜氏这本书一样，没有完全摆脱中国革命史的影响。如前述 Friedman 等人对河北省饶阳县的研究，虽然叙述当地在抗战时期被日军占领的经过，但主要描写的还是中共在当地动员抗敌的能力和方式，对通敌的一面则含混带过，不能尽现沦陷区的复杂面貌。尽管如此，这类以中共为主要对象的研究，偶尔也透露出值得玩味的信息。古德曼（David S. G. Goodman ）一篇研究战时山西省黎城县（离卦道）之乱的论文，便证明即使在中共势力强盛的地区，民众的政治意识仍未必敌我分明。黎城县战时隶属“晋冀鲁豫边区”，县政府在中共掌握之下，不料1941年当地发生“离卦道”农民反抗县政府的暴动，暴动的农民被县政府击溃以后，立刻投靠日军。这次暴动的表面原因固然是迷信，可是顾氏以为背后的动机十分复杂，和当地政治经济的权力变化都有关系。果真如此，地方权力的考虑在若干民众心里，似乎比抗日情绪来得重要（注：David S.G. Goodman,"The Licheng Rebellion of 1941:Class,Gender,and Leadership inthe Sion-Japanese War",Modern China,Vol.23,No.2（April 1997），pp.216-245.）？
    大致说来，到目前为止，欧美学界对乡村小镇的研究兴趣和成绩，似乎稍逊于对主要城市的研究。不过最近乡村小镇的研究陆续进展，如吴应銧在出版了有关中共在河南发展的专书后，将观察触角伸至战时河南省巩县的通敌情况上（注：参见OdoricWou, MobilizingtheMasses: BuildingRevolutioninHenan, 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 Press,1994;"Peasant NationalismandParticipationin the Resistance War",提交1997 年举行于芝加哥之美国亚洲学会年会论文；“The Phenomenon of Collaboration:WartimeRelationsBetween Gongxian Citizens and Their Japanese Occupiers"， 提交1997年举行于波士顿之亚洲学会年会论文。）。其他学者则撰写了山东省邹平县抗战经验的论文。看来这方面的探讨，未来仍有相当大的发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