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年，清政府对川边藏区进行了以改土归流为核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内容的全面改革。这次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由于清政府所进行的改革是在武力威慑下所采取的刚性改革，而改革的主持者赵尔丰又是一个有着“屠夫”之称的封建官员，他自身也是在四川辛亥革命中被正法。因而对这次改革的评价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在经过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再来重新看待这次改革，有望能客观公正地予以评价。
    一、改革产生的背景
    要正确认识20世纪初年川边藏区改革的意义，首先需要了解改革产生的背景。虽然这次改革产生的原因较为复杂，但为了巩固国防，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西南边疆的侵略，维护祖国在西藏的主权则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连接四川内地与西藏的川边藏区，地广数千里，山岭连绵，重峰叠嶂，大部分地区是荒芜的砂地和岩石，冬季气候酷寒，大雪冰封，寸草全无，人口稀少，道路荒僻，往往一二日的路程荒无人烟。川藏地区社会制度相当落后，长期处于土司封建割据状态，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牧场，为土司、头人、喇嘛寺所占有，生产极为落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自打箭炉而外，以至里塘，地塞雪草，遇陆地，只产青稞，更无水田可以种稻。清政府长期认为此地是所谓不毛之地，故并不重视对这里的经营、开发。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英、俄对西藏虎视眈眈，交替侵略和争夺，不仅造成了西藏出现严重的危机，也造成了川边藏区不稳定。四川与西藏土地相毗连，唇齿相依，西藏安危与四川息息相关。“英俄交窥藏地，蓄意已久，”“西藏久隶版图，远控藩部，近障川疆，形势最关紧要。近年英俄交相窥伺，情形岌岌可危。”“以四川而言，西藏直谓之四川之一部分，”因而“西藏之关系于中国前途固非浅鲜，关系中国者即先关系四川前途。”“英、俄之出西藏也，其眼光先注射我蜀，其争点将丛积我蜀，故经营西藏直谓之经营四川也。”欲取蜀，“必先收取藏卫。藏卫得，而坦然入蜀，居高扼险，”四川也就失去屏障，侵略者即可长驱直入。因此，西藏危机使清统治者感到必须加强对川藏的经营，以四川的人力、物力来应援西藏，进而经营西藏，以挽危局。故保全四川，进而保全西藏成为这次改革的重要动力之一。
    川边藏区改革的直接导火线是“巴塘事变”。1903年清政府决定派官员督办川边，在巴塘招民屯田，以巴塘粮员吴锡珍为垦务委员，在巴塘开辟垦场，此为川边屯垦之始。1904年，清廷委任四川龙绵茂道候补道员凤全为帮办驻藏大臣，加副都统衔。凤全到巴塘后，即强制实行改革，遭到抵制。藏民在喇嘛、土司、头人的带领下，围攻凤全于土司寨，并在凤全撒退途中途埋伏，杀死凤全及随行人员。
    “巴塘事变”的消息传到成都，川督锡良即派赵尔丰率军到川边后，督师亲剿，平七村沟、克桑披寺、攻占里塘，尽殊乱者，杀人无算，终于戡定动乱。在平乱的过程中，赵尔丰采取剿抚兼施的策略，对顽固抵抗者，则坚决镇压；而对愿意服从清廷统治的地方势力，则予以安抚，如德格土司多吉僧格表示愿意交出土地接受清廷的策封，赵尔丰即奏请清廷授以宣抚司之职，从而对其它土司归顺起了示范作用。
    巴塘事变虽平，但隐患仍伏，为加强对川边藏区的管理和经营，川督锡良、成都将军绰哈布建议清廷设置川滇边务大臣，“驻扎巴塘练兵，以为西藏声援，整理后方为后盾。川、滇、边、藏声气相通，联为一致，一劳永逸，此西南之计也。”清廷同意所奏，委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
    赵尔丰是一个非常干练的封建官吏，较有远见。赵尔丰在此之前，即对治理川边藏区有相当的见识，曾提出平康三策：1.“首将腹地三边之倮夷，收入版图，设官治理。三边地皆倮倮，界连越西、宁远诸番夷，山居野处，向无酋长，时出劫掠，边民苦之。然地多宝藏，产药材尤富，三边即定，则越西、宁远亦可次第设治，一道同风。”2.“改康地为行省，改土归流，设置郡县，以丹达为界，扩充疆宇，以保西陲。”3.“首宜改造康地，广兴教化实业，内固蜀省，外拊藏疆，迨势达拉萨，藏卫尽入掌握，然后移川督于巴塘，而于四川、拉萨各设巡抚，仿东三省之例，设置西三省总督，籍以杜英人之觊觎，兼治达赖之外附。”赵尔丰进驻川边后，对治理川边的看法更进了一步，提出了经边“六事”：屯垦、练兵、设官、兴学、通商、开矿。此六事较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成为其后川边改革的主要内容。清政府对赵尔丰所提出的改革主张基本赞同，拨银100万两作为边务开办经费，此后，川边改革逐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