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改革的意义及影响
    20世纪初年，川边藏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这次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使川边藏区在政治上发生大变革，经济、文化上出现较大发展。由于这些改革和发展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且百事同兴，量大面广，因而具有很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加上清末国内外多种政治因素的干扰，川边改革存在若干问题，未能得到较好的解决，并留下一些历史隐患。另外，影响对这次改革评价的一个重要因素，还在于主持这次改革的赵尔丰在平定“巴塘事变”过程中，杀戮了不少藏民，其中有不少无辜的百姓，在川边藏民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创伤，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少藏民谈“赵”色变。一些人认为，肯定20世纪初年的川边改革，就是对赵尔丰歌功颂德。
    我们认为这次改革虽然是赵尔丰主持的，个人在其中起了相当的作用，但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这次改革是否符合历史潮流？是否有利川边藏区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总的说来，这次改革较为成功的，对川边藏区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这次改革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这次改革对加强中国统一，巩固西南边防有着重要的意义
    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对西藏和西南地区虎视眈眈，英、俄、法等国皆欲吞并西藏，他们利用西藏统治集团与清政府的矛盾，阴谋分裂西藏。而西藏统治集团上层也图谋不轨，离叛之心日重，他们运用其神权和政权，向川边藏区渗透，以瞻对为踞点，意欲逐步控制川边藏区，“自门户开放以来，强邻环伺皆侵，以辟殖民地为务，中国遂日受侵夺矣。所有从前属地而未经编籍者，外人即指为彼之新觅殖民地，强为占据。以现在局势而论，尺寸之地皆当早经营不可再落入后。惟边地从未设官，久失纪理，其间为藏番侵占而无所稽考者，已不知凡几。彼占去土地，近者除苛虐百姓，别无所事；外远者，则不暇兼顾，几与弃地无异。近达赖喇嘛阿旺郎结徒思背叛，时启异谋，不惟藏人耳目心思为之一变，即外人虎视之心亦炽不可遏。”川边土司在西藏达赖集团的威胁利诱下，“弱者慑其威而甘于输纳，强者怙其势而恣为奸横，几若知有藏而不知有川。”清政府在川边藏区治权几失。川边改革以前，在政治上实行的是土司制度，土司在名义上受清政府管辖，保持定期的朝贡、献纳贡赋和接受征调的封建隶属关系，但是土司没有接受和执行清中央政府政令的义务，因而土司在政治上有很大的独立性。在这种体制下，清中央政府和四川地方政府所实施的统治实质性影响就十分有限，政令多不行达，形成土司割据的局面。而土司之间，各自为政，互不统率，相互间为了争夺权力和土地而争斗纷纷，造成川边藏区长时期的动乱，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人民生命财产蒙受巨大的损失。同时土司重赋苛徭，抗官拒命，民不聊生，苦不堪言。故赵尔丰对川边进行改土归流，设官专治，将川边藏区重新置于清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从而政事通达，诸事具章，大大地削弱和限制了土司和喇嘛的世俗及宗教特权，消除了近乎治外的孤立状态。这对在帝国主义策划下，企图分裂西藏，控制川边的西藏上层统治集团是一个沉重打击。赵尔丰对川边进行改土归流改革，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即是图藏抗英，以抵御外侮，保疆卫土，并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如英国人深入杂瑜地区进行侵略活动时，赵尔丰迅即派管带程凤翔率兵前往调查，插旗阻止英国人入界。1909年，西藏达赖集团欲谋叛，清政府派2000川军入藏，初受阻挠，赵尔丰即率边军护送，援翼而前，使川军顺利入藏，进驻拉藏，达赖十三世逃亡印度，藏事遂平。
    通过川边改革，加强了清政府对川边藏区统治，密切了川藏之间的联系，增强了清政府在西藏的地位。由于川边藏区“居中控驭，作为西南之屏蔽，巩滇蜀之藩篱”。从而强化了中国的统一，巩固了西南边防，初步实现了外以援西藏，内以固川滇的战略目标。
    2、推动了川边藏区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和进步
    川边藏区由于多种因素的原因，长期停滞在封建农奴制的社会发展阶段，经济、文化等方面十分落后。赵尔丰在川边藏区进行改土归流，采取了若干新政措施，在政治上废除了土司制度，使政治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赵尔丰还废除了土司和喇嘛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并对与土司制度相适应的农奴制经济体制进行了变革，将农业生产资料的土地由过去封建农奴主的世袭领地变为封建国家所有，使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得到解除而获得人身自由，成为自耕农或佃农。由于生产关系发生变革，实现了从封建领主经济向封建地主经济的转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使川边经济的发展产生内在的动力。另外，由于免除了无偿劳役，禁止高利贷盘剥，改实物地租为货币地租，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消除了某些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桎梏，使川边经济的发展有了一定有利的外部条件。
    3、促进了川边藏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川边藏区长期处于与外界隔绝的闭塞落后状态，政治上为封建割据，经济上为自给自足，封建农奴主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对外采取闭关自守政策，无论是在社会生产、交换方面，还是在文化生活、风俗习惯方面，都坚持守旧，反对与外界发生联系，反对一切新生事物，因而阻碍了汉族人民与藏族人民之间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因而川边藏区社会经济处于停滞状态，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技术落后。赵尔丰进行改革，废除封建割据的土司制度，打破了川边藏区与外界隔绝的闭塞状态，大批汉族军民来到川边进行经济开发，带来了内地汉族人民的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引进了一些适合川边藏区高原气候的优良农作物品种，从而推动了川边藏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川边藏区的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手工业极为落后，在改土归流之前，手工业是作为农业的副业而存在，生产工具简陋，生产者的劳动条件恶劣，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差；专业手工业者较少；生产出来的产品主要不是用于商品交换，而是为了向土司、头人、喇嘛缴纳贡赋以及满足生产者自己所需，因而商品经济也相当落后，交换的基本形式是以物易物，互通有无。川边改土归流后，一批四川的手工业匠人--木、泥、瓦、石、金、银、铜、铁等各种匠人也纷纷出关，来到川边藏区各县，他们带来了较藏区进步的一些手工业技术，利用川边各地丰富的自然资源进行手工业生产，在各地出现了若干木匠铺、铁匠铺、金银铺，从而对藏区手工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赵尔丰也作出规定：“如本地百姓需要此种匠人，随雇随到，不准假故推诿，亦不得高抬工价，违者重究。”以上规定对川边手工业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赵尔丰还开办了一些官办工厂和手工业作坊，从国内外引进一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选派藏族青年到内地学习生产技术，使川边藏区出现了第一批新式工厂工矿和产业技术工人，从而改变了川边藏区的产业结构，为藏区今后社会的发展准备了一定的条件。随着对外联系加强，交通条件的改善，以及在各交通线上建立程站，站上设有专人照料，解决了行旅的食宿，使过去川边高原荒野食宿无所的现象得到改善，推动了川边商品流通的发展。
    川边教育事业的大力兴办，对于川边藏区社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十分巨大，不仅有利于消除藏汉人民之间相互交往的语言障碍，促进藏汉人民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和加强民族团结，而且在藏区初步传播了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培养了一批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藏族人才，这对于其后藏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0世纪初年川边藏区所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改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相当的进步性，给川边藏区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开发性因素，打破了川边藏区的闭塞状态，推动了川边藏区的进步和发展。
    综上所述，20世纪初年川边藏区改革有着重要的进步意义，其改革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赵尔丰不过是历史的工具，执行了历史的使命。
    但是也应该看到赵尔丰所代表的清王朝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即将灭亡，因此在这种大环境下，尽管赵尔丰不失为一个有抱负、有作为的封建官吏，但其改革不可能彻底和巩固，负面影响和消极作用也是十分突出。首先，赵尔丰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进入川边藏区，强行推行改革，实行所谓“恩威并举”的政策，一方面把自己摆在“救世主”的地位，以“华夏”大民族自居，把藏民视为不开化的“野蛮人”，作为教化的对象，予以鄙视；另一方面，又用武力相威逼，对藏民进行大肆杀戮，尤其是在巴塘和理塘更是多所滥杀，使藏民暂时屈服于其屠刀之下。其次，赵尔丰在改革的过程中忠实地执行清王朝的大民族主义政策，采取强迫同化的手段推行改革，在废除土司制度后，没有从藏族人中选拔官员来对藏区进行管理，而是直接派汉族流官对藏族民众进行统治，从而造成藏汉之间出现新的隔阂，使藏人始终感到是汉人在统治藏人，抵制心理相当强烈；赵尔丰视当地的一切习俗皆为“野蛮”，不顾藏族人民的文化传统，强行进行“汉化”改革，目的也是为了使其从化如中土，以便收拾人心，有利于强化统治，因此带有很强的民族歧视和偏见成分，得不到藏族人民的真心拥护；而得不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改革成果不可能得到长期巩固。
    在封建社会中，封建统治阶级不可能正确处理和解决好国内民族关系，用屠刀推行的改革最终还是不能长久。辛亥革命后，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在改土归流中倒台的土司又趁国内混乱之机，纷纷复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