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化教育与社会风俗改革
    川边藏区社会封闭，文化落后。改土归流以前，藏区的学校极少，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朝官吏为了照顾来这里的汉族子弟读书，办了1所义学，但时断时续，极不正规。光绪三十年（1904年）粮员吴锡珍为广教化，办了1所官话学堂。另外外国教会也开办了1所华西小学。绝大多数藏族儿童不能入学，没有知识文化，多数藏族上层的子弟基本上也是从喇嘛、塾师处学习经卷及一般古旧常识与习礼，近现代科技知识近乎空白。川边藏区改土归流前，土司利用藏民的无知，对藏民进行残暴统治。但改土归流后，汉藏人民之间交往频繁，汉人不懂藏语，藏人不懂汉语，彼此之间交流困难；清政府直接统治川边藏区，实施政治经济的变革，一切措施要使川边人民了解，首先感到语言障碍，政府官员与藏族交往，都需借助“通人”（翻译），但经常“传达讹误，致误事机，甚县有意颠倒，藉端播弄番情，每至不恰，弊窦防不胜防。”显然不利于清政府对川边藏区的统治。因此赵尔丰感到川边藏区改土归流以来，“所难行者文字不知，语言未习，假通事以治事，舌人有时而穷。徙贫民以实边，主客猝维相洽。如欲去此杆格，非先从语言文字入手，不易为功。此学务之兴万不可缓也。”赵尔丰把发展基础文化教育作为治理川边的大事来抓，以达从兴学入手，对川边的藏民进行教化，进而巩固清政府在川边的统治，实现长久治安的目的。为此采取了若干措施：
    1.设立川边学务局，劝谕藏民入学。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赵尔丰奏设川边学局，以此为统筹川边藏区全局的兴学机关。赵尔丰奏称：“当兹创立伊始，经营擘划，条理万端，倘无挈其提纲，尤难望置措裕如，是以于炉城择地设学务局一所为总汇。凡筹拨学费，考查规制，采购图书仪器，延聘教习，派学劝学一应事宜皆隶之。”赵尔丰聘在籍的度支部主事吴嘉谟为总办，其开办经费，在川边经费项下拨3万两借用。川边学务局成立后，使川边藏区发展新式教育有了统一的组织机构，为川边教育的发展作了一定的准备。
    其时川边藏区藏民对新式教育茫然无知，对入学堂学习更有许多误解，一闻新设学堂，群皆疑阻，且每以送幼童入学为当差与支乌拉，普遍不愿就学，进行消极抵抗，有的藏民将其子弟藏诸寺庙、牧区，甚至有的藏民雇贫家子弟顶替，也有的藏民“向官吏递禀求免办学”。为此赵尔丰采取强制与倡导、奖励相结合的方式。学务局总办吴嘉谟广募通译，“督同劝学员等奔驰于冰天雪地之中，周历遐荒，多方劝导，数月之后，蛮民稍释疑虑，渐就范围。即于巴塘、理塘两地有汉民之处，先设学堂数所，令塘民及商民与蛮头人等子弟入堂，给以衣服，优以礼貌，联以情谊。蛮民观感，皆有欣羡之心。”吴嘉谟还编制印发藏汉文对照的《白话劝学广告》，宣传读书识字的“好处”。同时当局还制定强硬的政策，规定凡学龄儿童必须入学，否则罚及家长。另外也采取了一些优惠措施优待学生，如学生入学不缴学费，所有书籍、纸、笔、墨、砚等皆由学堂供给，在校时，免费供给饭食，凡学生皆免徭役。每期考试优秀者，另有特别奖。从而极大地刺激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经过一年的时间，藏民见学堂不征收学费，入学者不仅不增加负担，而且还可以得到许多好处，“子弟能知汉语……又见给予冠履衣服，加以礼貌，疑虑渐释，……愿将子弟送学。”
    2.设立学校。
    学务局成立后，即在各已进行了改土归流的地区设立学校，凡“设置一县，即成立学校数处。”川边兴学，没有基础，教员难于延聘，于是赵尔丰由四川省城成都咨调藏文毕业生数十名，出关派充教员。赵尔丰令治内各属皆于当年秋天开办初等小学和官话学堂各1所，设修身、讲经、国文、历史、地理、算术、格致、体操等科目，以浅易入手，先教以官话及浅近汉字，为求文字语言相通相同，课本及讲授皆用汉语，藏族学生除藏名外，另取一个汉名。次年于巴塘、里塘、河口、定乡等处设立高等小学各1所，以便初小学生升学。川边学务局规定，“百户以上的村落办官话小学1所，不足百户的几个村联合起来选适中的地址合办，百姓的子与女，俱由父母或村长开单呈报，到入学年龄7岁的，都必须送入学堂读书，不准滞留，逃避入学或请人顶替入学的，责罚其家长与村长。
    除大力发展普通教育的学堂外，赵尔丰还相继在巴塘和康定等地兴办了师范学堂。1911年，学务局总办吴嘉谟又在打箭炉开办关学师范传习所，招集川省西南两道明白子弟即川省藏文毕业生，并炉厅附近通藏语而兼识国文者入学讲习。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了一批师资，期满合用，即行分派到各区充当教习，每人发一骑一驮，不另支发川资。学务局在河口还开办了蚕桑学校，在康定筹办藏语专科学校，另外在巴塘又办了喇嘛学堂，令青少年喇嘛一律留发，半日读书，半日学习技艺，使其各有专长，以便将来能够处食其力。
    1908年赵尔丰在巴塘筹设巡警学堂一所，选派委员教习，从近年巴塘、理塘等处官话学堂毕业生中挑选年在16岁以上，20岁以下，诚朴耐劳者100名，作为警兵正额学生；复选20名为附额，共计120名，教以科学，限3年毕业，奖来分派新设各府厅州县，充当教习，以为开办巡警之预备。
    1908年川边藏区共设学堂30余所，男女学生千余名。到次年“巴塘、理塘、稻坝、河口、盐井、乡城等处，已成立学堂六十余处。”其他如“江卡、乍丫、察木多、三岩、贡觉、桑昂曲宗及杂瑜、扎夷、察哇、作冈等处，皆知设学之益，颇有引领而望者。”
    由于赵尔丰和川边学务局采取了多种措施，川边藏区教育出现空前蓬勃发展的局面。有资料称：清季数年间，川边藏区“立学堂数百所，边民男女入学堂者数千人”，“设立学堂170余所，妇女学生数千人”。“关外东南两路已逾一百五十所，加以西北两路及打箭炉各属计算，实两百所有余。”从1907年-1911年的5年间，川边藏区的新式教育有很大发展，川边藏区各县都设立有新式学校。如以巴塘为例，该县全境不足5000户，但各类小学就有40余所，学生千余名，且“体操、国文、算术试验大有可观。”一时间，境内“书声不绝，诚为一文化之区”。
    清季川边藏区兴学，发展较快，成效显著，一方面普及文化，传播文明，对川边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办学，从思想文化方面对藏民进行教化，以此加强对藏民统治。赵尔丰称：“纵横数千里，开草昧而输以文明，群蛮子弟，皆知尊敬朝廷，喁喁向化，每逢朔望，悉排班向阙叩头，与讲忠孝之事，群皆欢欣鼓舞，兴学之功，成效显著。”“巴塘一隅，男女生等先学汉语，继学汉文，甫经三年，初等小学堂男女学生，竟能作数百言文字，余皆演试白话，解释字义。尤可嘉者，八九龄学生见人皆彬彬有礼，问以义务，皆知以忠君爱国为主。”虽然赵尔丰发展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对藏民的统治，但从长远来看，川边藏区广设学堂，大兴教育，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其社会经济意义远远超过了政治意义。
    赵尔丰在发展文化教育的同时，还较重视改善医疗卫生。川边藏区医药素不讲求，痘症为害尤烈，藏民疾病夭亡，无不束手坐视，情状可悯。川边藏区改土归流后，练兵、屯垦、兴学、招商等，内地之人增多，但若有病，医药难求。故赵尔丰在赴川边藏区时即在内地广购各种药品，访聘良医，厚给薪资，分赴巴塘、理塘、盐井、乡城、稻坝等处开设官药局和药铺，各局设有内科医生一人，医工二人；另设有牛痘医生，随时下乡为小儿点放牛痘。应诊病人人数和种痘人的姓名、人数都要按月上报地方委员转报边务大臣，作为考核医生的依据。凡军民人等及当地藏民，有病皆可求医调治。医生薪水由政府发给，医生与人治病不取分文；至于药价仍由病人按照所服之药的多少贵贱交付药铺，以便再由内地购药接济。“半年以来，全活无算；所需医药各款，约用银一万余两，均由边务款内支给。”
    赵尔丰在川边藏区进行经济文化改革的同时也对川边藏区的风俗习惯进行了改革。婚姻制度方面规定：“凡有男女婚姻，必须凭媒作合”，禁止两男娶一女或两女嫁一男，要求“以后蛮民须各娶一妇”。另制定藏汉文合式婚书一种一式两份，结婚男女须向当地政府请领填写，盖用官防，登记册薄，男女各执一联，方才具有法律效应。同时鼓励藏汉人民通婚，准许驻扎藏区的军队官兵娶藏族女子为妻，但不准娶妻后，弃之不顾，自行进关为违法，均按军法惩办。此外赵尔丰还在丧葬、服饰等方面进行了以汉文化风俗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