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经济改革
    赵尔丰在对川边藏区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社会经济的改革。
    川边藏区经济十分落后，故赵尔丰对川边藏区经济进行改革和开发的内容较多，成效也较显著，主要内容有如下几方面：
    1.改革土地所有制和赋税制度。
    改土归流前，川边藏区土地在理论上都是归土司所有，土司、头人、喇嘛占有全部的农业生产资料土地，形成封建农奴领主制，农奴对土司、头人和喇嘛有着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由于大多数藏族农（牧）民与生产资料--土地（牲畜）相分离，生产积极性不高，社会生产发展受到极大影响。因而赵尔丰在进行改土归流的同时，采取了若干措施配套的改革：（1）废除了封建的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将土司、头人、喇嘛的土地余留部分作为赡养地外，其余的全部收归封建国家所有。（2）一般农奴可以领种一块份地，称差地，他们向封建国家承佃，并向封建国家纳粮上赋，这比过去所受的剥削有所减轻，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3）规定土司、头人、喇嘛的养赡土地，只能出租给农民耕种，收取地租，除扣去种籽外，与佃户均分。（4）废除农牧民与土司、喇嘛之间的依附关系，规定耕种土司、头人、喇嘛的土地，只能称为佃户，不能称为“百姓”。（5）农牧民只能向政府交纳粮税。（6）组织力量清查户口，核实户籍、土地、牲畜等，目的是使农（牧）民与土地（牲畜）相结合，并依据不同的财产征收赋税，让更多的人承担封建的义务。（7）在查丁核产的基础上，以“无论汉蛮僧俗皆应纳正粮”的原则，视各户人丁和财产情况，分别制定相应税额。为避免官吏从中渔利，又明订了《牲畜税章程》和《关外收粮暂行章程》。
    赵尔丰所进行的赋税改革，是建立在查户核产之上，是以耕地、牲畜和收获量的多少为基础，故改革后，一般民众的负担有所减轻，也比较均衡，生产积极性也得到鼓励，农业生产有所恢复和发展，政府的收入也有相当的保证，以至官府粮仓“存粮甚多，一时不能变价清仓，而粮食久存陈朽。”
    经过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改革，土司、头人、喇嘛的主要经济特权被取消，“现在改土归流设为汉官，定有地方章程：凡寺中地土、牛厂以及喇嘛名额造具清册，请地方官立案，照章上粮纳税，同为朝廷百姓。”“如有蒙混地土、牛厂不报者及勒派百姓子弟强作喇嘛增加名额者，一经查出，不但庙产充公，并将执其事者重惩不贷！”
    1911年（宣统三年）赵尔丰进一步进行赋税改革，将实物田赋改为货币田赋“准民间按照定章官价，以藏元铜元折粮上纳。”货币田赋的出现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对于生产的发展直接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2.禁放高利贷。
    川边藏区，盛行高利贷，“喇嘛、头人向有将青稞强放百姓，每青稞四斗，收利一斗，且收利不收本，百姓苦累难言。”借贷青稞收利，有数十年，十余年，数年不等，不少藏民负债累累，终身不能还清。因此赵尔丰认为发放高利贷有碍川边改革和经济的发展。“应一并革除”，明令禁止土司、头人、喇嘛发放高利贷，并规定了清理高利贷的办法，“如借贷在五年以前者，自本年起，本利均不准收；在三年以前者，准于将本收回，不准收利，作为本利收清；在二年以前者，准收本年之利，并将本收回。”宣统三年，又将清理高利贷的办法改定为：“凡所借之债，已经收过四年全利者，作为本利收清；收过三年全利者，准收本十分之三；收过二年全利者，准收本十分之六；收过一年全利者，准收本十分之九，作为本利收清。”由于采取禁止发放高利贷和清理高利贷，减轻了藏族农牧民的负担，使他们能够重新进行生产和生活。
    3.鼓励垦种。
    赵尔丰在查户核产定税的同时，还积极地扩展耕地面积，鼓励民众垦荒。其时川边藏区荒地甚多，故赵尔规定，如有愿垦此荒地者，无论汉蛮僧俗皆准到官府承领执照，准予耕种。垦荒分官垦和民垦，官垦即由政府在内地招募农民出关垦荒，由政府给路费，住房、农具、耕牛、种籽等都由政府贷给，俟垦民收获粮食后，逐年偿还。如由官日给工食者，其地垦熟，并所出稞麦一律归官；第二年若能自备口食，官只借给种籽，准照五成纳粮外，再将种籽还官，平出平入，不取利息，第三年后即照章纳粮；其自备口食开垦者，第一年免其纳粮，第二年后，即照章按等完粮。惟此项垦田，作为官佃，准其世世耕种。其后赵尔丰在一些地区又规定：谁垦谁有，发给地契，永远耕种。荒地垦出后，垦民如能缴还垦荒所费银两，由政府发给文契，作为垦民永业。民垦即是由村民开垦各村荒地，但垦民须先申报愿垦地若干亩，具结存案，限两年内垦毕。每人每月垦地一亩，至少半亩，始可向政府借贷口粮。开垦之地作为民业，三年之后，勘丈发给地契，按亩计科。1906明赵尔丰首拨银6万两，作为屯垦启动费。1908年，再拨100万两作为川边屯垦、练兵、兴学的费用。
    为加快川边藏区农业的开发，赵尔丰从1906年开始采取移屯和军垦的措施，移屯即是从内地移民前往川边垦荒，“发给地契，永远耕种”。前后曾招募四川内地农民1700余人，另有家属600余人，分发到乡城、康定、雅江、稻城、巴塘、盐井、道孚、甘孜各县。仅定乡一处的垦农有70余户，先后开出水旱地1200余亩。1911年，又拟续招垦夫2000名，以开辟金沙江以西的各县。赵尔丰还鼓励藏族农民就近自行开垦，准作为民业。军屯即是“化关之兵为民，复召关内之民为兵”，前往川边进行开垦。赵尔丰认为，“经营全藏，总宜以殖民为主。川省人多地少，尤以迁民为有益。惟藏地阻奥阻，无论藏民不能容纳，即川民亦不肯移，断操之过急。惟有寓迁民于兵，而兵亦不可骤进。”1908年，赵尔丰在四川内地召募三营边军，皆有家室，略加训练，率带出关，到彼即行屯田、开矿、畜牧等，使见其有利可图，然后招其家属续往，遂化出关之兵为民。这三营边军主要分布在乡城、稻城等县进行垦种。为了解决军队粮饷以及发展个人经济，赵尔丰及其部属也强制性地役使士兵进行生产，士兵大都携其家属同居，一道进行生产，所以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生产形式。由于士兵有相当的经济收入，能养家过活，故生产积极性也较高，从而推动了农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