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子与经、史
    先秦诸子与六经、三代历史的密切关联是清儒进行以子证经、史的前提和基础。诸子与六经主要两个方面的联系：其一，诸子百家多称述六经。《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注：《庄子·天下篇》。）比如《荀子》，兼通六艺，尤其长于《诗》、《礼》、《春秋》，书中引用六经，处处可见。又如《墨子》，其学与儒家并称显学，而且对儒家多有攻击，其中引用《诗》、《书》以证明其学说的地方也非常多。除了诸子引用六经以外，也有不少子书的内容被纳入经书。如，道家伊尹所作之《伊训》、《肆命》、《徂后》、《太甲》三篇、《咸有一德》，都编入《商书》。墨家尹佚所作的《洛诰》则编入《周书》。荀子所作的《礼论》、《劝学》、《宥坐》则载入《大戴礼记》等。正如江瑔所言：“子中有经，经中亦有子。”（注：江瑔：《读子卮言》，第三章“论诸子与经史集相通”，商务出版社1928年版。）其二，诸子思想与六经主旨多有相辅相成之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注：《汉书·艺文志》。）诸子乃六经之羽翼的观念在两汉以后非常普遍。明末人胡应麟说：“百家之学，亡弗本于经也。”（注：《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八《华阳博议》。）清初黄宗羲也说：“古今诸子百家，言人人殊，亦必依傍圣门之一知半解而后得成说，何曾出此范围。”（注：《南雷文定》卷七《孟子师说》。）章学诚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思想，他说：“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何谓也？曰：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而出辞必衷于是也。《老子》说本阴阳，《庄》、《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邹衍侈谈天地，关尹推衍无行，《书》教也。纵横辞命，出使专对，《诗》教也。管、商法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其他杨、墨之言，孙、吴之术，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录之所叙论，皆于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注：《文史通义》诗教上。）在章学诚看来，诸子九流的主旨都可归于六经之说。这种诸子合乎经义的观念，也为清儒援用子书求证经义提供了可能。清末考据学家俞樾也说：“圣人之道，具在六经，而周秦诸子之书，亦各有所得。虽以申、韩之刻薄，庄、列之怪诞，要各本其心之所独得者而著之书，非如后人剽窃陈言，一倡百和者也。且其书往往可以考证经义，不必称引其文，而古言古义居然可见。故读《庄子·人世间篇》曰：‘大枝折，小枝泄。’泄即抴之假字，谓牵引也，而《诗·七月篇》‘以伐远扬，掎彼女桑’之义见矣。读《管子·大匡篇》曰：‘臣禄齐国之政’，而知《尚书》今文家说大麓，古有此说。读《商子·禁使篇》曰：‘驺虞以乡监’，而知鲁、韩诗说以驺虞为掌鸟兽官，以古义也。读《吕氏春秋·音律篇》曰：‘固天闭地，阳气且泄’，而知《月令》‘以固而闭，地气沮泄’之文，有夺误也。凡此之类，皆秦火以前，六经旧说，孤文只字，寻绎无穷。乌呼！西汉经师之绪论，已可宝贵，况又在其前欤？”（注：《诸子平议·序》。）俞樾是清末考据学大师，他的见解代表了清儒的共识。
    至于子与史，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多言三代古史。史，作为书籍的一种独立分类，晚出于经、子。《汉书·艺文志》尚无史类，而将《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书列六艺。先秦诸子或言三皇，或言五帝，或言春秋战国之事。而诸子书称述古史，“或以证成其学说，或仅论定其是非，不必如史书之标举岁时，详记本末”（注：罗焌《诸子学述》，第97页。）。所以，诸子书中所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内容，往往与《左传》、《国语》的记载有不同，至于诸子书所言三代的传说古史与六经所言，更是大不相同。但是，诸子言史的事实是可以肯定的。司马迁作《史记》，便有不少地方征引诸子书以为确证，他还说：“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古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司马迁不但征引诸子，而且肯定诸子书所言事实与《春秋》无异。胡应麟继承了子史互见的思想，并直接提出“众说子也而实史”（注：《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八《华阳博议》，卷十五《史学占毕》。）的说法，他在《史书占毕》中谈到三代历史时，说：“夫三代之书，其传于后世常寡，而三代之迹，其轶于上古常多，至圣贤大节，未有不具载于六经，而互见于子史者。”（注：《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八《华阳博议》，卷十五《史学占毕》。）胡应麟明确指出，三代历史不但见于六经，而且互见于诸子。浙东史学大师章学诚对子与史的关系，也有不少精辟之见。他在六经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经、子、集皆与史相通，他说：“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别，故于天地之间，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为四种门户矣。”（注：《文史通义·报孙渊如书》。）章学诚反对“离事而言理”，因此，他不仅认为六经皆史，而且其他子书甚至文集，都可以作为史来对待。诸子不仅来源于史，而且“诸子之书，多周官之旧典”（注：《文史通义·外篇·立官有本》。）。“虽曰诸子家言，实亦史之流别。”（注：《章氏遗书·史考释例》。）章学诚在编修《史籍考》的类例中，还特别强调要选录子书，他说：“诸子之书，多与史部相为表里。如周官典法，多见于《管子》、《吕览》，列国琐事，多见于《晏子》、《韩非》。”（注：《章氏遗书·论修史籍考要略》。）此外，他还说：“子部列有类家，而会要典故之书，其例实通于史。法家之有律令，兵家之有武备，说家之有闻见，谱录之有名数，是子部之通于史者什之九也。”（注：《章氏遗书·史考释例》。）章学诚这种诸子皆史的观念，与其六经皆史的提法一样，不仅对史学理论有新的贡献，而且对子书也有了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