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子证经
    为了正确地解经、正经，考据学派提出与宋儒“自得”法完全不同的“诂经”法。诂经法非常重视文字的音韵训诂，认为舍此无他途。钱大昕说：“尝谓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训诂始。谓训诂之外别有义理，如桑门以不立文字为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学也。”（注：《潜研堂文集》卷二四《臧玉林经义杂识序》，《经籍纂诂序》。）又说：“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注：《潜研堂文集》卷二四《臧玉林经义杂识序》，《经籍纂诂序》。）皖派大师戴震则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注：《戴东原集》卷九《与是仲明论学书》。）对考据学影响甚大的阮元也说：“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训诂之学，必自形声始。”（注：《揅经室集·续集》卷一《冯柳东三家诗异文疏证序》。）考据学家一致认为，不能通晓字的古音，便不能通晓其义，而不懂字的意义，就无法正确理解言辞的义理。顾炎武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注：《顾亭林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在这种“考文知音”精神的推动下，乾嘉考据学对《尔雅》、《方言》、《说文》、《释名》等前代训诂学进行了总结性的研究，并取得了重大成就。
    清儒在音韵训诂学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除了与其善于吸收前人的成果有关外，主要得益于比较科学的方法。重视诸子百家之言，以证音训，便是其中之一。顾炎武在《答李子德书》中说：“三代六经之音，失其传也久矣。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至于近日，锓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书，率臆径改，不复言其旧为某，则古人之音亡，此尤可叹者也。”（注：《顾亭林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顾炎武以恢复古音为志，作《音学五书》，“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注：《顾亭林诗文集》卷二《音学五书后序》。）。顾炎武认为先秦子书的音韵与三代古音因时代相近而颇可参考，他说：“诸子之书，离合有之，而不甚远也。”（注：《顾亭林诗文集》卷二《音学五书后序》。）因此，他在考证三代古音时，除了使用六经的材料外，也广泛引用子书进行立论。如“《庄子》：‘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又曰：‘无有所将，无有所迎’，则古人读‘迎’为‘昂’之证也。”又如“《荀子》：‘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妄身，祸灾乃作，疆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秽在身，怨之所构’，‘作’‘束’并去声，则古人读‘构’为‘故’之证也”（注：《顾亭林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顾炎武认为，反切之语在汉代以前就有。为了证明这个立论，他除了广引经书以外，又引子书为证，如“《列子》：‘杨朱南之沛’，《庄子》：‘杨子居南之沛’，‘子居’正切‘朱’字”（注：《音学五书》音论卷下，中华书局1982年版。）。顾炎武利用先秦子书的材料，在求证古音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这种方法尤其明显地体现在他的另一部重要音韵学著作《唐韵正》中。如支韵中“移”，顾炎武认为其古音为“弋多”反切。他举子书进行证明：“《管子·侈靡篇》：‘忽然易卿而移，忽然易事而化（化，毁禾反），利静而不化，观其所出，从而移之。’《心术篇》：‘与时变而不化，应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任法篇》：‘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内业篇》：‘是故睈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而不移。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弃万苛。’《庄子·秋水篇》：‘物之生也，若聚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达生篇》：‘形静不亏，是谓能移。’《列子·黄帝篇》：‘吾与之虚而猗移，不知其谁何。’《吕氏春秋·下贤篇》：‘桀乎其必不渝移也，循乎其与阴阳化也。’《六韬·文启篇》：‘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时之所在莫知其移，睈人守此而万物化。’《三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灵枢经·根结篇》：‘天地相感，寒暖相移。阴阳之道，孰少孰多，阴道偶，阳道奇。’”（注：《唐韵正》卷二，见《音学五书》。）顾炎武为了证明“移”字的古音，通过引用大量先秦诸子的材料作为证据（当然还有《楚词》、《淮南子》、《说苑》、《史记》等），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论定其古音读为“弋多”反切。像这种援用子书以证音训的方法，在《唐韵正》中几乎处处可见。顾炎武之后的学者在作字音字义的“考古”时，进一步继承和发挥了这种以子证“经”的方法，并且取得前代无法比拟的重大成果。
    如江永的《古韵标准》，其“例言”中说：“经传楚词、子史百家可证《诗》韵者引之，亦不必多引，取证明而已。”（注：江永《古韵标准·例言》，中华书局1982年版。）江永在《古韵标准》中采取的办法是本证与旁证相结合，其中旁证主要是先秦诸子书的材料，如《鬻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吕氏春秋》、《列子》等。以下略举一二：如“台本证：南山有台，韵莱、基、期。旁证：《老子》众人熙熙如享大牢，如登春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注：《古韵标准》“平声第二部”，“平声第七部”。）又如，“陂本证：彼泽之陂，韵菏、何、为、沱。旁证：《庄子》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注：《古韵标准》“平声第二部”，“平声第七部”。）江永这种经为本证、子为旁证的方法，与顾炎武《唐韵正》的论证方式是一脉相承的。
    除了音韵方面，考据学家在训诂中，为了考证字词的古义，也莫不广引子书的材料以证其端绪。戴震在《尔雅文字考》的序言中说：“援《尔雅》以证《诗》、《书》，据《诗》、《书》以证《尔雅》。由是旁及先秦以上，凡古籍之存者，综核条贯；而又本之六书声音，确然于训诂之原，庶几可与是学。”（注：《戴东原集》卷三《尔雅文字考序》。）邵晋涵在《尔雅正义》的序言中也说：“今据《易》、《书》、《周官》、《仪礼》、《春秋三传》、《大小戴记》与夫周秦诸子、汉人撰著之书，遐稽约取，用与郭注相证明，俾知训词近正，原于制字之初，成于明备之世，久而不坠，远有端绪，六艺之文，曾无隔阂，所以广古训也。”（注：《尔雅正义》，《皇清经解》本卷五。）正如戴震、邵晋涵所说，清儒在治训诂时都是广泛征引经、史、子、集的材料，进行立论。但为了考求字的古义，经、史、子、集四者在做证的力度上，并不是等同的。一般来讲，六经与先秦诸子的产生时代，早于史书和文集，也正因为经、子的时间更与三代相符或相近，所以治小学者往往特别重视六经与先秦子书中的证据。至于六经，自汉代以来，一直是训诂的主要对象和材料来源，而对于先秦诸子的重视则不够多。明末清初以后，考据学逐渐兴起，尤其是音韵学与训诂学发达起来。清儒治小学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除了立足于六经以外，更注重于先秦子书以及其他书籍。他们不仅援用子书的材料进行音韵训诂学研究，而且对众多子书进行训诂注释。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清儒对子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代音韵训诂学的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