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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清代考据学中以子证经、史的方法(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清史研究》 刘仲华 参加讨论

三、以子证经
    为了正确地解经、正经,考据学派提出与宋儒“自得”法完全不同的“诂经”法。诂经法非常重视文字的音韵训诂,认为舍此无他途。钱大昕说:“尝谓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训诂始。谓训诂之外别有义理,如桑门以不立文字为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学也。”(注:《潜研堂文集》卷二四《臧玉林经义杂识序》,《经籍纂诂序》。)又说:“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注:《潜研堂文集》卷二四《臧玉林经义杂识序》,《经籍纂诂序》。)皖派大师戴震则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注:《戴东原集》卷九《与是仲明论学书》。)对考据学影响甚大的阮元也说:“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训诂之学,必自形声始。”(注:《揅经室集·续集》卷一《冯柳东三家诗异文疏证序》。)考据学家一致认为,不能通晓字的古音,便不能通晓其义,而不懂字的意义,就无法正确理解言辞的义理。顾炎武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注:《顾亭林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在这种“考文知音”精神的推动下,乾嘉考据学对《尔雅》、《方言》、《说文》、《释名》等前代训诂学进行了总结性的研究,并取得了重大成就。
    清儒在音韵训诂学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除了与其善于吸收前人的成果有关外,主要得益于比较科学的方法。重视诸子百家之言,以证音训,便是其中之一。顾炎武在《答李子德书》中说:“三代六经之音,失其传也久矣。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至于近日,锓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书,率臆径改,不复言其旧为某,则古人之音亡,此尤可叹者也。”(注:《顾亭林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顾炎武以恢复古音为志,作《音学五书》,“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注:《顾亭林诗文集》卷二《音学五书后序》。)。顾炎武认为先秦子书的音韵与三代古音因时代相近而颇可参考,他说:“诸子之书,离合有之,而不甚远也。”(注:《顾亭林诗文集》卷二《音学五书后序》。)因此,他在考证三代古音时,除了使用六经的材料外,也广泛引用子书进行立论。如“《庄子》:‘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又曰:‘无有所将,无有所迎’,则古人读‘迎’为‘昂’之证也。”又如“《荀子》:‘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妄身,祸灾乃作,疆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秽在身,怨之所构’,‘作’‘束’并去声,则古人读‘构’为‘故’之证也”(注:《顾亭林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顾炎武认为,反切之语在汉代以前就有。为了证明这个立论,他除了广引经书以外,又引子书为证,如“《列子》:‘杨朱南之沛’,《庄子》:‘杨子居南之沛’,‘子居’正切‘朱’字”(注:《音学五书》音论卷下,中华书局1982年版。)。顾炎武利用先秦子书的材料,在求证古音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这种方法尤其明显地体现在他的另一部重要音韵学著作《唐韵正》中。如支韵中“移”,顾炎武认为其古音为“弋多”反切。他举子书进行证明:“《管子·侈靡篇》:‘忽然易卿而移,忽然易事而化(化,毁禾反),利静而不化,观其所出,从而移之。’《心术篇》:‘与时变而不化,应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任法篇》:‘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内业篇》:‘是故睈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而不移。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弃万苛。’《庄子·秋水篇》:‘物之生也,若聚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达生篇》:‘形静不亏,是谓能移。’《列子·黄帝篇》:‘吾与之虚而猗移,不知其谁何。’《吕氏春秋·下贤篇》:‘桀乎其必不渝移也,循乎其与阴阳化也。’《六韬·文启篇》:‘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时之所在莫知其移,睈人守此而万物化。’《三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灵枢经·根结篇》:‘天地相感,寒暖相移。阴阳之道,孰少孰多,阴道偶,阳道奇。’”(注:《唐韵正》卷二,见《音学五书》。)顾炎武为了证明“移”字的古音,通过引用大量先秦诸子的材料作为证据(当然还有《楚词》、《淮南子》、《说苑》、《史记》等),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论定其古音读为“弋多”反切。像这种援用子书以证音训的方法,在《唐韵正》中几乎处处可见。顾炎武之后的学者在作字音字义的“考古”时,进一步继承和发挥了这种以子证“经”的方法,并且取得前代无法比拟的重大成果。
    如江永的《古韵标准》,其“例言”中说:“经传楚词、子史百家可证《诗》韵者引之,亦不必多引,取证明而已。”(注:江永《古韵标准·例言》,中华书局1982年版。)江永在《古韵标准》中采取的办法是本证与旁证相结合,其中旁证主要是先秦诸子书的材料,如《鬻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吕氏春秋》、《列子》等。以下略举一二:如“台本证:南山有台,韵莱、基、期。旁证:《老子》众人熙熙如享大牢,如登春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注:《古韵标准》“平声第二部”,“平声第七部”。)又如,“陂本证:彼泽之陂,韵菏、何、为、沱。旁证:《庄子》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注:《古韵标准》“平声第二部”,“平声第七部”。)江永这种经为本证、子为旁证的方法,与顾炎武《唐韵正》的论证方式是一脉相承的。
    除了音韵方面,考据学家在训诂中,为了考证字词的古义,也莫不广引子书的材料以证其端绪。戴震在《尔雅文字考》的序言中说:“援《尔雅》以证《诗》、《书》,据《诗》、《书》以证《尔雅》。由是旁及先秦以上,凡古籍之存者,综核条贯;而又本之六书声音,确然于训诂之原,庶几可与是学。”(注:《戴东原集》卷三《尔雅文字考序》。)邵晋涵在《尔雅正义》的序言中也说:“今据《易》、《书》、《周官》、《仪礼》、《春秋三传》、《大小戴记》与夫周秦诸子、汉人撰著之书,遐稽约取,用与郭注相证明,俾知训词近正,原于制字之初,成于明备之世,久而不坠,远有端绪,六艺之文,曾无隔阂,所以广古训也。”(注:《尔雅正义》,《皇清经解》本卷五。)正如戴震、邵晋涵所说,清儒在治训诂时都是广泛征引经、史、子、集的材料,进行立论。但为了考求字的古义,经、史、子、集四者在做证的力度上,并不是等同的。一般来讲,六经与先秦诸子的产生时代,早于史书和文集,也正因为经、子的时间更与三代相符或相近,所以治小学者往往特别重视六经与先秦子书中的证据。至于六经,自汉代以来,一直是训诂的主要对象和材料来源,而对于先秦诸子的重视则不够多。明末清初以后,考据学逐渐兴起,尤其是音韵学与训诂学发达起来。清儒治小学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除了立足于六经以外,更注重于先秦子书以及其他书籍。他们不仅援用子书的材料进行音韵训诂学研究,而且对众多子书进行训诂注释。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清儒对子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代音韵训诂学的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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