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子证史 三代古史,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在传统文化中具有深层的意义,或将其“经典化”,而视为圣王迭出的黄金时代,或认为道有升降势有因革,而成为托古改制的“制作之原”。尤其明清以来,经、史一体的观念逐渐强化,从明代的王阳明、李贽、胡应麟到清代的崔述、钱大昕、章学诚等人,无不主张六经皆史。因此,在明清考证经书的同时,亦有不少人兼治古史,如吴弘基的《史拾》、马骕的《绎史》、陈厚耀的《春秋战国异辞》、李锴的《尚史》、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以及崔述的《考信录》等。治古史者莫不以追述三代的历史为己任,但由于缺乏准确系统的历史记载,尤其是经传子史的记载各弛己说,众说纷纭。或言三皇,或言五帝。即使都说尧舜的史迹,也各不相同,正如韩非所言:“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注:《韩非子·显学篇》。)所以,治古史者各有自己的取舍标准,或以经传为圭臬,或兼取诸子百家。在清代治古史的学者中,就对待诸子言史的态度而讲,马骕的《绎史》和崔述的《考信录》可以说是其中两种派别的典型代表。马骕字骢御,号宛斯,山东邹平人。顺治十六年进士,后任灵壁县知县,康熙十二年卒于官。马氏对于三代的历史最为熟悉,时人称为“马三代”。他所著《绎史》,“取三代以来诸书,汇集周秦以上事”(注:《绎史·征言》,《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叙事从传说中的远古到秦朝灭亡,共分为五部:一曰太古,讲述三皇五帝;二曰三代,讲述夏商西周;三曰春秋,讲述十二公时事;四曰战国,讲述春秋以后至秦亡事;五曰外录,纪天官地志、名物制度。马骕在自序中说:“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十有二代之间,君臣之际,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瞭然具焉。”(注:《绎史·征言》,《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其内容选取,一改过去只是奉经传为圭臬的做法,而是“经传子史,文献攸存者靡不毕载。”子书如《鬻子》、《老子》、《列子》、《庄子》、《文子》、《管子》、《晏子》、《荀子》、《韩非子》、《商子》、《慎子》、《尹子》、《尹文子》、《公孙龙子》、《邓析子》、《墨子》、《吕氏春秋》、《孙武子》、《吴子》、《三略》、《司马法》等,都是取材对象,“或取其事,或收其文,或全录,或节抄”。马骕在使用诸子言史的材料时,并没有因其内容与经传不同而妄加舍弃。对于《鬼谷子》、《尉缭子》、《鹖冠子》等“真赝错杂者,取其强半”。对于《六韬》、《亢仓子》、《关尹子》、《子华子》、《于陵子》等“附托全伪者,仅存要略”,“姑存一二”。对于《庄子》、《列子》中的寓言,也因其“事虽不信,文亦奇”,而略具弗遗。(注:《绎史·征言》,《四库全书》文渊阁本。)正如马骕所说:“百家所记,或事同文异,或文同事异。互见叠出,不敢偏废,所谓疑则传疑,广见闻也。”(注:《绎史·征言》,《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不仅如此,马骕还专门为先秦诸子学术单独立目,如“老子道教”、“杨朱墨翟之言”、“列庄之学”、“鬼谷纵横之术”、“鹖冠子之言”、“荀子著书”、“韩非刑名之学”等。由此更可以看出,马骕对诸子百家史料性质的重视。马骕的《绎史》,与以前罗泌的《路史》、胡宏的《皇王大纪》和苏辙的《古史》相比,在材料选取的范围上是高出一筹的。他突破了以前谈三代古史必征信《春秋》三传、《国语》以及《战国策》的束缚,而是广泛搜集材料,尤其注重采纳诸子百家的记述。对于子书,马骕也不因其真伪错杂而随意舍弃。马骕这种以子证史的史学研究法,实际上蕴涵着一种新的史学观念,即诸子亦史。 早在司马迁撰《史记》时,就提出了“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说法,但在此以后,很少有人利用诸子百家语讲述三代古史。即使偶有采猎,也不大承认诸子言史的价值。明末清初以来,则有不少学者开始确认诸子亦史。胡应麟在《史书占毕》中谈到诸子记载三代史迹时,说:“春秋、秦、汉杂传子书,又往往掇拾其一,而轶其二三。”(注:《少室山房笔丛》卷一五《史书占毕》。)胡应麟虽然推崇经传,但他已经明确指出诸子可证三代古史的史料价值,他说:“夫三代之书,其传于后世者常寡,而三代之迹,其轶于上古者常多。至圣贤大节,未有不具于六经,而互见于子史者。”(注:《少室山房笔丛》卷一五《史书占毕》。)马骕的《绎史》广泛利用诸子记述以考辨三代历史,可以说是诸子亦史观念的直接体现。李清非常推崇《绎史》的这种取材法,称曰:“控六籍,吞百家,驾九流,跨四部,辟之水然。”(注:李清:《绎史序》,见康熙九年刊本《绎史》。)李清还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子亦史”,他说:“或曰:以经为史可欤?曰:奚不可!夫唐虞作史而综为经,两汉袭经而别为史,盖经即史也。或曰:以子为史可欤?曰:奚不可!夫诸志史也,而错以经,小学经也,而错以子,故子亦史也……呜呼!以史为史易,以经为史难;以经为史易,以子为史难;以经为史、以子为史犹易,以笺传为史,以荟萃为史则尤难。”(注:李清:《绎史序》,见康熙九年刊本《绎史》。)李清“诸子亦史”的观念是对马骕《绎史》中以子证经的理论概括。 继马骕之后,李锴又以《绎史》所提供的材料为基础,用纪传体编成《尚史》一书。此书“史迹联属,语意贯通”(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又,《尚史》从雍正八年到乾隆十年,用了十六年编成。)。与《绎史》同样采取以子证史的,还有陈厚耀的《春秋战国异辞》。此书以列国为目,分为周、鲁、晋、卫、郑、齐、秦、宋、楚、燕、陈、蔡、吴、田齐、魏、韩、赵、越等。陈氏在《凡例》中说:“学非博则不能约,春秋战国,学者童而习之,然诸子百家,言人人殊矣。公羊子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不辑其异,无以证其同也。周秦作者叙述己事,指陈当代,固不可诬,即西京诸儒传闻有绪,非尽凿空臆说也。谨广辑之,以附孔门多闻多见之义。”(注:《春秋战国异辞·凡例》,《四库全书》文渊阁本。)陈厚耀本着“不辑其异,无以证其同”的宗旨,其取材也是在经史以外,博涉诸子百家异说,上自《老子》、《庄子》,下至《韩非子》、《吕氏春秋》,凡是“有足资异闻者,备录之”(注:《春秋战国异辞·凡例》。)。从广博方面来说,其书并不在《绎史》之下。《四库全书总目》评其书曰:“《异辞》以切实可据者为正文,而百家小说悠谬荒唐之论皆降一格,附于下,亦颇有体例。虽其间真赝杂糅,如《庄》、《列》之寓言,《亢仓子》之伪书,皆见采录,未免稍失裁断,而采摭浩繁,用力可称勤至。”(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总的来说,马骕、李锴、陈厚耀等人在研治先秦历史中充分利用了先秦诸子的材料,虽然裁断有失,但毕竟体现了一种新的史料观,即诸子亦史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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