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子证史
    三代古史，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在传统文化中具有深层的意义，或将其“经典化”，而视为圣王迭出的黄金时代，或认为道有升降势有因革，而成为托古改制的“制作之原”。尤其明清以来，经、史一体的观念逐渐强化，从明代的王阳明、李贽、胡应麟到清代的崔述、钱大昕、章学诚等人，无不主张六经皆史。因此，在明清考证经书的同时，亦有不少人兼治古史，如吴弘基的《史拾》、马骕的《绎史》、陈厚耀的《春秋战国异辞》、李锴的《尚史》、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以及崔述的《考信录》等。治古史者莫不以追述三代的历史为己任，但由于缺乏准确系统的历史记载，尤其是经传子史的记载各弛己说，众说纷纭。或言三皇，或言五帝。即使都说尧舜的史迹，也各不相同，正如韩非所言：“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注：《韩非子·显学篇》。）所以，治古史者各有自己的取舍标准，或以经传为圭臬，或兼取诸子百家。在清代治古史的学者中，就对待诸子言史的态度而讲，马骕的《绎史》和崔述的《考信录》可以说是其中两种派别的典型代表。马骕字骢御，号宛斯，山东邹平人。顺治十六年进士，后任灵壁县知县，康熙十二年卒于官。马氏对于三代的历史最为熟悉，时人称为“马三代”。他所著《绎史》，“取三代以来诸书，汇集周秦以上事”（注：《绎史·征言》，《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叙事从传说中的远古到秦朝灭亡，共分为五部：一曰太古，讲述三皇五帝；二曰三代，讲述夏商西周；三曰春秋，讲述十二公时事；四曰战国，讲述春秋以后至秦亡事；五曰外录，纪天官地志、名物制度。马骕在自序中说：“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十有二代之间，君臣之际，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瞭然具焉。”（注：《绎史·征言》，《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其内容选取，一改过去只是奉经传为圭臬的做法，而是“经传子史，文献攸存者靡不毕载。”子书如《鬻子》、《老子》、《列子》、《庄子》、《文子》、《管子》、《晏子》、《荀子》、《韩非子》、《商子》、《慎子》、《尹子》、《尹文子》、《公孙龙子》、《邓析子》、《墨子》、《吕氏春秋》、《孙武子》、《吴子》、《三略》、《司马法》等，都是取材对象，“或取其事，或收其文，或全录，或节抄”。马骕在使用诸子言史的材料时，并没有因其内容与经传不同而妄加舍弃。对于《鬼谷子》、《尉缭子》、《鹖冠子》等“真赝错杂者，取其强半”。对于《六韬》、《亢仓子》、《关尹子》、《子华子》、《于陵子》等“附托全伪者，仅存要略”，“姑存一二”。对于《庄子》、《列子》中的寓言，也因其“事虽不信，文亦奇”，而略具弗遗。（注：《绎史·征言》，《四库全书》文渊阁本。）正如马骕所说：“百家所记，或事同文异，或文同事异。互见叠出，不敢偏废，所谓疑则传疑，广见闻也。”（注：《绎史·征言》，《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不仅如此，马骕还专门为先秦诸子学术单独立目，如“老子道教”、“杨朱墨翟之言”、“列庄之学”、“鬼谷纵横之术”、“鹖冠子之言”、“荀子著书”、“韩非刑名之学”等。由此更可以看出，马骕对诸子百家史料性质的重视。马骕的《绎史》，与以前罗泌的《路史》、胡宏的《皇王大纪》和苏辙的《古史》相比，在材料选取的范围上是高出一筹的。他突破了以前谈三代古史必征信《春秋》三传、《国语》以及《战国策》的束缚，而是广泛搜集材料，尤其注重采纳诸子百家的记述。对于子书，马骕也不因其真伪错杂而随意舍弃。马骕这种以子证史的史学研究法，实际上蕴涵着一种新的史学观念，即诸子亦史。
    早在司马迁撰《史记》时，就提出了“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说法，但在此以后，很少有人利用诸子百家语讲述三代古史。即使偶有采猎，也不大承认诸子言史的价值。明末清初以来，则有不少学者开始确认诸子亦史。胡应麟在《史书占毕》中谈到诸子记载三代史迹时，说：“春秋、秦、汉杂传子书，又往往掇拾其一，而轶其二三。”（注：《少室山房笔丛》卷一五《史书占毕》。）胡应麟虽然推崇经传，但他已经明确指出诸子可证三代古史的史料价值，他说：“夫三代之书，其传于后世者常寡，而三代之迹，其轶于上古者常多。至圣贤大节，未有不具于六经，而互见于子史者。”（注：《少室山房笔丛》卷一五《史书占毕》。）马骕的《绎史》广泛利用诸子记述以考辨三代历史，可以说是诸子亦史观念的直接体现。李清非常推崇《绎史》的这种取材法，称曰：“控六籍，吞百家，驾九流，跨四部，辟之水然。”（注：李清：《绎史序》，见康熙九年刊本《绎史》。）李清还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子亦史”，他说：“或曰：以经为史可欤？曰：奚不可！夫唐虞作史而综为经，两汉袭经而别为史，盖经即史也。或曰：以子为史可欤？曰：奚不可！夫诸志史也，而错以经，小学经也，而错以子，故子亦史也……呜呼！以史为史易，以经为史难；以经为史易，以子为史难；以经为史、以子为史犹易，以笺传为史，以荟萃为史则尤难。”（注：李清：《绎史序》，见康熙九年刊本《绎史》。）李清“诸子亦史”的观念是对马骕《绎史》中以子证经的理论概括。
    继马骕之后，李锴又以《绎史》所提供的材料为基础，用纪传体编成《尚史》一书。此书“史迹联属，语意贯通”（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又，《尚史》从雍正八年到乾隆十年，用了十六年编成。）。与《绎史》同样采取以子证史的，还有陈厚耀的《春秋战国异辞》。此书以列国为目，分为周、鲁、晋、卫、郑、齐、秦、宋、楚、燕、陈、蔡、吴、田齐、魏、韩、赵、越等。陈氏在《凡例》中说：“学非博则不能约，春秋战国，学者童而习之，然诸子百家，言人人殊矣。公羊子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不辑其异，无以证其同也。周秦作者叙述己事，指陈当代，固不可诬，即西京诸儒传闻有绪，非尽凿空臆说也。谨广辑之，以附孔门多闻多见之义。”（注：《春秋战国异辞·凡例》，《四库全书》文渊阁本。）陈厚耀本着“不辑其异，无以证其同”的宗旨，其取材也是在经史以外，博涉诸子百家异说，上自《老子》、《庄子》，下至《韩非子》、《吕氏春秋》，凡是“有足资异闻者，备录之”（注：《春秋战国异辞·凡例》。）。从广博方面来说，其书并不在《绎史》之下。《四库全书总目》评其书曰：“《异辞》以切实可据者为正文，而百家小说悠谬荒唐之论皆降一格，附于下，亦颇有体例。虽其间真赝杂糅，如《庄》、《列》之寓言，《亢仓子》之伪书，皆见采录，未免稍失裁断，而采摭浩繁，用力可称勤至。”（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总的来说，马骕、李锴、陈厚耀等人在研治先秦历史中充分利用了先秦诸子的材料，虽然裁断有失，但毕竟体现了一种新的史料观，即诸子亦史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