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康熙字典》解释“船”，引子书之文如下：《庄子·渔父》：“有渔父者，下船而来。”《商君书·弱民》：“背法而治，此任重道远而无牛马济，大川而无船楫也。”《韩非子·功名》：“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穷之令，故曰明主。”又：“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注：《康熙字典》。）与明代《字汇》、《正字通》相比，《康熙字典》对“船”字的解释颇为简明，但在揭示语源方面，《康熙字典》却高出一筹，其原因正在于它引用了先秦子书的材料。又胡承珙的《小尔雅义证》，解释而、乃、尔、若与汝相通时，说：“汝，本作女。而、乃、尔、若四字不独训女，字亦皆通作女。《庄子·外物篇》：‘召而来。’释文云：而本作女。《洪范》：‘谋及女心。’《小雅·桑柔》：‘告尔忧恤，诲尔序爵。’《墨子·尚贤篇》引《诗》‘尔’作‘女’。《甘誓》：‘汝不共命。’《墨子·明鬼篇》引作‘若不共命’。盖四字以声转而变，其实犹一字耳。”（注：《小尔雅义证》。）胡承珙引《庄子》之文，证明“而”与“女”字相通。又用《墨子》保留古字较多的长处，以《墨子》所引《诗》中的句子，与传本《诗》中的句子两相对比，进一步确证“而”与“女”相通。这种利用子书的材料进行字义训诂的方法，在阮元的《经籍纂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和王念孙的《广雅疏证》等著作中比比皆是。
    清儒除了援用子书进行音韵训诂学的研究以外，还充分利用子书进行经书的辨伪，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阎若璩、毛奇龄等人对古文《尚书》的考辨。其实，早在汉代的王充就已经提出以子证经书之误的方法，他在《论衡·书解篇》中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诸子尺书，文明事实。”（注：《论衡·书解篇》。）先秦子书多引六经之语，以张扬自己的学说；而先秦子书中引用的六经字句，恰好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经书在秦始皇焚书以前的原貌。阎若璩在考辨古文《尚书》的真伪时，就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并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尚书》是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文献，是儒家六经中最重要的一部。汉代出现了今、古文区别，到晋代又出现了伪古文的纠缠。宋代以来，朱熹等人开始辨古文《尚书》之伪，经吴澄、梅鹫等不少学者的努力，至清初已到了成熟阶段。阎若璩沉潜钻研三十余年，撰写了《古文尚书疏证》八卷，从多种角度论证古文《尚书》之伪，其中，阎若璩运用最多就是利用先秦子书的材料进行立论。据统计，先秦子书中引用《书》次数最多的是《墨子》，所引达47次，篇数也最多，达22篇；《孟子》38次，《荀子》22次，《韩非子》7次，《管子》6次，《庄子》3次，《尸子》1次，《吕氏春秋》14次。（注：见刘起釪《尚书学史》，第52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阎若璩利用这些子书中保留下来的《尚书》字句，论证古文《尚书》之伪。
    如，引子书以证伪古文《尚书》之改窜误用。阎若璩说：“《荀子》所引《书》曰出《臣道篇》，其上文曰：‘故因其惧也而改其过，因其忧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谓焉。’即继以《书》曰：‘从明而不拂，微谏而不倦；为上则明，为下则逊。此之谓也。’语甚精，得古大人格君心之道，非伊尹不足以当，而伪作《伊训》者乃改以为先王事，云：‘先王从谏弗咈先民时，若居上克明，为下克忠。’语反浅近。”（注：《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六、第六、第十二。《四库全书》文渊阁本。）阎若璩又列举《墨子》、《淮南子》所引之文，断定古文《尚书》“皆改窜拆裂补缀成之，而不知其本文遗漏亦已多矣”（注：《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六、第六、第十二。《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他认为先秦子书虽然数次引用《尚书》的同样一句话，但由于依据的是《尚书》原本，因此尽管在字句上会略有不同，但是意思不会改变。而古文《尚书》由于是伪撰而成，所以同样的内容就会发生意义上的逆转。阎若璩举《墨子·非命篇》三次引用《仲虺之告》与古文《尚书》进行对比，他说：“《非命上篇》‘《仲虺之告》曰：我闻于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中篇》‘《仲虺之告》曰：我闻于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厥师。’《下篇》‘《仲虺之告》曰：我闻于夏人矫天命于下。帝失是增，用爽厥师。’三处下文，《墨子》皆各从而释之曰：‘此言桀执有命，汤特非之。’曰丧师，曰阙师，曰爽师，此岂吉祥善事。而伪作古文者嫌与己不合，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厥师。’孔安国传曰：‘爽，明也，用明其众言为主也。’不与《墨子》悖乎？夫以《墨子》引之之复如此，释之之确如此，而伪作者不又现露一破绽耶？”（注：《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六、第六、第十二。《四库全书》文渊阁本。）阎若璩在《尚书古文疏证》中充分利用《墨子》等子书的材料进行立论，他看重的就是先秦诸子“辞则甚古”的文献价值。
    又如，以子书所引证明古文《尚书》不合史实之处。阎若璩举《墨子》引述汤之官刑，却被古文《尚书》袭用为商汤所作为例。《墨子》有引：“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似二伯。’《黄径》乃言曰：‘呜呼！舞佯佯，黄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殃，其家必坏丧。’”（注：《墨子·非乐》。）阎若璩认为，《墨子》所引“汤之官刑”，“虽未言其出于何时”，但与《左传》的记载进行比较，则“《墨子》所谓汤之官刑者，正作于商之叔世，其不为汤所制，明矣。”阎若璩进一步说：“伪作古文者不能参考《左氏》，止见《墨子》有‘汤之官刑’字，遂以为汤所制，而述于伊尹之口以训太甲，不知其时固未尝有此刑也。”（注：《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六、第七、第三十一、第三十一。）
    又如，阎若璩以子书保存下来的《尚书》原本字句为依据，证明古文《尚书》剿袭旧文之缺漏。以《泰誓》为例，阎若璩认为古文《尚书·泰誓篇》出于汉宣帝和出于汉武帝的说法都不正确。东汉马融开始怀疑其真伪，并列举《春秋》、《国语》、《孟子》、《荀子》、《礼记》的五条引文，说今文《尚书·泰誓篇》皆无此语。古文《尚书》出现后，《泰誓篇》则将马融所说的五条全部列入。阎若璩认为这一点不仅不能证明古文《尚书》之真，反而可知“其伪之愈不可掩矣”。阎若璩作出这个判断的有力依据，便是《墨子》所引《大誓》篇的字句。他说：“《墨子·尚同篇》有引《大誓》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墨子又从而释之曰：‘此言见淫辟不以告者，其罪犹淫辟者也。’可谓深切著明矣。墨子生孔子后孟子前，《诗》、《书》完好，未遭秦焰，且其书甚真非依托者比，而晚出之古文独遗此数语，非一大破绽乎？余尝谓作伪书者譬如说谎，虽极意弥缝婉转可听，然自精心察之，未有不露出破绽来者，其此书之谓乎？”（注：《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六、第七、第三十一、第三十一。）阎若璩甚至认为古文《尚书·大禹谟》中“万世心学之祖”的“危、微、精、一”十六字真经，完全是袭用《荀子》的缺漏之文。他说：“二十五篇之书，其最悖理者在太甲稽首与伊尹，其最精密绝伦者在虞廷十六字。今既证太甲稽首之不然，而不能灭虞廷十六字为乌有，犹未足服信古文者之心也。余曰：此盖纯袭用《荀子》，而世举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云云，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唯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语。遂概括为四字，复续以《论语》‘允执厥中’以成十六字，伪古文盖如此。”（注：《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六、第七、第三十一、第三十一。）阎若璩不仅认为古文《尚书》的十六字真言是剿袭《荀子》之语，而且其上下句也是偷袭《荀子》之文。他说：“此十六字以上，如‘汝唯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荀子·君子篇》语也。十六字以下，‘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亦《荀子·正名篇》语也。其各各有依傍，而初非能自撰出者。”（注：《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六、第七、第三十一、第三十一。）为了进一步证明古文《尚书》十六字袭用《荀子》之言的可能，阎若璩又列举了诸葛亮用《淮南子》、《文子》用《老子》、《礼记》用《荀子》等旁证。总之，阎若璩撰《尚书古文疏证》论证古文《尚书》之伪，其许多结论立说确乎不拔，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使用了先秦诸子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