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述的《考信录》在对待诸子言史的态度上，与马骕、陈厚耀征信诸子的姿态截然不同，而是一种尊经驳子的方式。崔述认为“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已矣”，至于“《六经》之外，别无所谓道也”（注：《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崔述认为经史是一体的，他说：“三代以上经史不分，经即其史，史即今所谓经也。”（注：《洙泗考信录自序》。）又说：“夫经史者，自汉以后分别而言之耳，三代以上所谓经者，即当日之史也。《尚书》，史也，《春秋》，史也，经与史恐未可分也。”（注：《洙泗考信余录》。）但由于崔述过于尊信六经，以至于认为只有六经中的古史才是唯一可信的，他说：“考三代之事，虽一名一物之微皆当取信于经。”（注：《丰镐考信别录》。）又说：“谈上古者惟《易》、《春秋》传为近古，而其事理亦为近正，以此征百家之谬或亦有不可废者。故余杂取《易》、《春秋》传文，以补上古之事。司马氏曰：‘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六艺’，是余之志也夫！”（注：《补上古考信录序》。）崔述认为凡是非儒家经典中的古史都是不可信的，“战国、秦、汉之书非但托言也，亦有古有是语而相沿失其解，遂妄为之说者。”诸子百家除了伪托之外，就连传述的一些东西也多为谬误。他又说：“然此古语犹闻见于经传，可以考而知者，若夫古书已亡，而流传之误但沿述于诸子百家之书中者，更不知凡几矣。”崔述断定：“大抵战国、秦、汉之书皆难征信，而其所记上古之事尤多荒谬。”（注：《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崔述考辨三代古史以六经为准，以经书里的记载来驳斥诸子百家的古史概念。他认为后世所传三代历史，大半是战国诸子因攻击儒家需要而进行的假托和伪造，主张信史起自尧、舜，尧舜以上便不可信了。他说：“《庄子》、《楚辞》尤多称引黄帝以前者，然则此等语当在战国以后。盖是时杨、墨盛行，杨氏疾儒者礼法刑政而矜言无为之化，墨氏恶当时之厚敛奢用而欲敦俭朴之风，故好称述上古君臣以求加于三代之法，大抵皆寓言之类，不可以为实者也。”（注：《补上古考信录》卷上。）在崔述看来，杨、墨之称述黄帝以前之事只是为了张扬学说的一种寓言故事。崔述认为可信的古史当起自尧、舜，他说：“《考信录》何以始于唐、虞也？遵《尚书》之义也。《尚书》何以始于唐、虞也？天下始乎唐、虞故也。”（注：《唐虞考信录自序》。）崔述认为诸子百家之所以能发明各种古史系统，主要是因为“易于伪托，无可考验”。至于伪托的动机则是或“叛尧舜”，或“诬尧舜”，或“称述太古以求加于尧舜”而已。（78）无可否认，诸子百家的古史系统确实有伪托之处，但是崔述这种因尊经而将诸子一概加以驳斥的做法，未免失于武断。正如胡适所说：“古史经过他的大刀阔斧的删削之后，仅仅剩下几十条最枯燥的经文了！”（注：胡适：《崔东壁遗书序》，见《崔东壁遗书》。）
    经学与史学是考据学的话语中心，但由于考证六经、三代历史的需要，先秦诸子因其时代与六经相近而倍受重视，成为证经、证史的重要他证或旁证。正如惠士奇所说：“周秦诸子，其文虽不尽训，然皆可引为礼经之证，以其近古也。”（注：《潜研堂文集》卷三八《惠先生士奇传》。）乾嘉诸儒使用这种以子证经、史的方法，在音韵、训诂以及经史的考证中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而且，由于对子书的重视，引发了乾嘉时期对子书的全面整理和校勘，由于考证经史的需要，清儒感到有必要对子书的脱讹、伪误进行一番整理，如训诂、校勘和刊刻等；由于考证经史的需要，清儒对子书作了进一步的考辨；又由于考证经史的需要，清儒对子书进行了辑佚。甚至，有些人对诸子思想作了新的评价，“其结果惹起了许多古书之复活。”（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史》，第276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