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述的《考信录》在对待诸子言史的态度上,与马骕、陈厚耀征信诸子的姿态截然不同,而是一种尊经驳子的方式。崔述认为“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已矣”,至于“《六经》之外,别无所谓道也”(注:《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崔述认为经史是一体的,他说:“三代以上经史不分,经即其史,史即今所谓经也。”(注:《洙泗考信录自序》。)又说:“夫经史者,自汉以后分别而言之耳,三代以上所谓经者,即当日之史也。《尚书》,史也,《春秋》,史也,经与史恐未可分也。”(注:《洙泗考信余录》。)但由于崔述过于尊信六经,以至于认为只有六经中的古史才是唯一可信的,他说:“考三代之事,虽一名一物之微皆当取信于经。”(注:《丰镐考信别录》。)又说:“谈上古者惟《易》、《春秋》传为近古,而其事理亦为近正,以此征百家之谬或亦有不可废者。故余杂取《易》、《春秋》传文,以补上古之事。司马氏曰:‘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六艺’,是余之志也夫!”(注:《补上古考信录序》。)崔述认为凡是非儒家经典中的古史都是不可信的,“战国、秦、汉之书非但托言也,亦有古有是语而相沿失其解,遂妄为之说者。”诸子百家除了伪托之外,就连传述的一些东西也多为谬误。他又说:“然此古语犹闻见于经传,可以考而知者,若夫古书已亡,而流传之误但沿述于诸子百家之书中者,更不知凡几矣。”崔述断定:“大抵战国、秦、汉之书皆难征信,而其所记上古之事尤多荒谬。”(注:《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崔述考辨三代古史以六经为准,以经书里的记载来驳斥诸子百家的古史概念。他认为后世所传三代历史,大半是战国诸子因攻击儒家需要而进行的假托和伪造,主张信史起自尧、舜,尧舜以上便不可信了。他说:“《庄子》、《楚辞》尤多称引黄帝以前者,然则此等语当在战国以后。盖是时杨、墨盛行,杨氏疾儒者礼法刑政而矜言无为之化,墨氏恶当时之厚敛奢用而欲敦俭朴之风,故好称述上古君臣以求加于三代之法,大抵皆寓言之类,不可以为实者也。”(注:《补上古考信录》卷上。)在崔述看来,杨、墨之称述黄帝以前之事只是为了张扬学说的一种寓言故事。崔述认为可信的古史当起自尧、舜,他说:“《考信录》何以始于唐、虞也?遵《尚书》之义也。《尚书》何以始于唐、虞也?天下始乎唐、虞故也。”(注:《唐虞考信录自序》。)崔述认为诸子百家之所以能发明各种古史系统,主要是因为“易于伪托,无可考验”。至于伪托的动机则是或“叛尧舜”,或“诬尧舜”,或“称述太古以求加于尧舜”而已。(78)无可否认,诸子百家的古史系统确实有伪托之处,但是崔述这种因尊经而将诸子一概加以驳斥的做法,未免失于武断。正如胡适所说:“古史经过他的大刀阔斧的删削之后,仅仅剩下几十条最枯燥的经文了!”(注:胡适:《崔东壁遗书序》,见《崔东壁遗书》。) 经学与史学是考据学的话语中心,但由于考证六经、三代历史的需要,先秦诸子因其时代与六经相近而倍受重视,成为证经、证史的重要他证或旁证。正如惠士奇所说:“周秦诸子,其文虽不尽训,然皆可引为礼经之证,以其近古也。”(注:《潜研堂文集》卷三八《惠先生士奇传》。)乾嘉诸儒使用这种以子证经、史的方法,在音韵、训诂以及经史的考证中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而且,由于对子书的重视,引发了乾嘉时期对子书的全面整理和校勘,由于考证经史的需要,清儒感到有必要对子书的脱讹、伪误进行一番整理,如训诂、校勘和刊刻等;由于考证经史的需要,清儒对子书作了进一步的考辨;又由于考证经史的需要,清儒对子书进行了辑佚。甚至,有些人对诸子思想作了新的评价,“其结果惹起了许多古书之复活。”(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史》,第276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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