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代时期的史实考察，真正对洛阳进行重建的是后唐王朝。唐庄宗于同光元年（923年）十月灭梁，年底即以洛阳为都城。次年八月，他在一道敕书中追述了汉、唐以来洛阳的富庶，并对后梁不重视洛阳一事作了一番斥责，然后表示了重建洛阳的决心和办法。敕书有这样一段话：
    ……自削平大憝，纂嗣丕图，重兴卜洛之都，永启朝宗之会，将资久远，须议葺修。务令壮观于九重，实在骈罗于万户，京畿应有空闲地，任诸色人请射盖造。藩方侯伯内处臣僚于京邑之中，无安居之所，亦可请射，各自修葺。其空闲有主之地，仍限半年，本主须自修盖，如过期不见屋宇，亦许他人占射，贵在成功，不得虚占。[6]（卷十四）
    这一敕书的内容，较之唐末，有较大改进，凡是京城空闲的土地，各色人等都可以申请盖造房舍，以为己有。京城内外的各级官僚，由于后唐政府还不能为他们在京城找到合适住房，只好允许他们申请占有闲地，自建房舍居住。原来有主之闲田，先令本主于半年之内自行建造房屋。过期不见动静的，也允许别人占有。后唐政府提出一条原则，“贵在成功，不得虚占”。这一规定，势必会加快洛阳的恢复工作。为落实这一敕书，后唐又下诏“令诸道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等，并宜令洛京修完宅一区，既表皇居之壮丽，复佳清洛之浩穰”，同时又宣称，各地方官能否执行这一诏令，是“爱君之诚节”[6]（卷十四）的一种表现。这样使各地方官纷纷在洛阳投资建房，加快了洛阳建设的速度。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城市建设规划，使建设处于一种盲目的状态，很快就暴露出自身的弱点来。
    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六月，河南府开永通、厚载二门，并再次重申京城内空闲地的修营办法。是时，左谏议大夫崔積曾经指出：
    臣伏见洛都顷年当制葺之初，荒凉至甚，才通行迳，遍是荆榛。此际集人开耕，便许为主，或农或圃，逾三十年。近岁居人渐多，里巷颇隘，须增屋室，宜正街坊，都邑之制度既成，华夏之观瞻益壮。因循未改，污浊增深，窃惟旧制宫苑之侧，不许停秽恶之物，今以菜园相接。宗庙祠宇公府民家秽气薰蒸，甚非蠲洁，请议条制，俾令四方则之。[6]（卷十四）
    由此可知，在此以前，农田的开耕已逼近宫城，道路狭窄，“才通行迳”，城区之内到处是农田菜圃所用的秽恶之物。针对此情，崔積才要求制定规划，不仅供洛阳重建使用，而且也令四方为则，这确实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大事。
    后唐为了恢复洛阳帝都的面貌，同光三年（925年）八月，左补阙杨途上奏，认为“明君举事，须合前规”，要求毁掉张全义在城内所筑的南州、北州旧垒，改变“浩穰神京，旁通绿野，徘徊壁垒，俯近皇居”[6]（卷十四）的局面。这年九月，后唐政府根据杨途的上奏，同意拆除张全义、李罕之的城寨，并要求河南府“先擘出旧日街巷，其城壕许人占射平填，便任盖造屋宇，其城基内旧有巷道处便为巷道，不得因循，妄有侵占。仍请限一月，如无力平刲，许有力人户占射平填”。[6]（卷十四）从这里可以得知，后唐恢复洛阳时，其道路街巷，基本上想按照唐代旧制，张全义等所筑的城寨、城濠均被填平。此时，后唐还重新建立了兴教门楼，以增加宫城南面的壮观。
    但是，洛阳多年形成的事实，并非后唐一纸敕书马上就能纠正过来的。《册府元龟》卷十四《帝王部·都邑》明宗长兴二年（931）六月戊辰条记载：
    应京城六街及诸闻坊，先许人修建屋室，如闻侵地太多，乃至不通车驾。今后盖造外，须通车马，或有越众牵盖，并须划时毁拆。并果园池亭外，余种莳菜园空间田地，如本自办，即限三月内盖造须毕；如自不办，并许人收买。敕旨：伊洛之都，皇王所宅，乃夷夏归心之地，非农桑取利之田。当乱离而曾是荒凉，及开泰而兢为修葺，从来閴寂，多已骈阗，永安天邑之居，宜广神州之制，宜令御史台、两街使、河南府专切依次第擘划，晓示众多，勿容侵越，或有利便，亦可临时详度奏闻。其月，河南府奏：准敕、京城坊市人户菜园许人收买，切虑本主占佃年多，以鬻菜蔬为业，固多贫窭，岂办盖造？恐资有力，转伤贫民，敕旨：都邑之间，殷繁是贵，欲九重之转盛，在百堵以齐兴，作事断自于不疑，出令必归于划一。此据巡司申奏，为有乱射土田，遂设规程，令还价值，只要增修舍屋，添益闾阎，价使华夏共观壮丽。朝廷以邦本兴隆之计，务使骈阗，府司以园圃价例之间恐伤贫下，备详敷奏，须议允俞。其在京诸坊，若是有力人户及形势职事漕司等已有居第外，于别处及连宅置得菜圃，令园子主把或典赁与人者，并准前敕价例出卖，不得辄有违越。如实是贫穷不济人户，置得园圃年多，手自灌园，身自卖菜，以供衣食者，则与等第特添价值，仍买者不得广置地位，各量事力，须议修营，并要酌中，庶无踰越。
    这段记载，对于研究洛阳在后唐时期的恢复一事，非常重要，可以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1）以前允许人户在闲地建房，由于盲目性大，没有计划，造房者侵地太多，挤占了原来的街道，使道路由宽变窄，“乃至不通车驾”，造成了交通的困难。
    （2）针对上述情况，制定相应措施，建房时要保留道路的宽度，“须通车马”；如果不合此制，则要进行拆除。
    （3）再次提出了“伊洛之地，皇王所宅，乃夷夏归心之地，非农桑取利之田”的原则，宣布原来开垦耕种的田地及菜园，均不在保护之列，原业主有条件的自己建房，无条件建房者允许出卖土地，只对贫穷自耕菜农的地价进行适当照顾而已。
    （4）根据城市建设的需要，后唐政府令御史台、两街使、河南府协同合作，进行规划，使洛阳逐步进入有计划的恢复阶段。
    （5）经过前段的努力，官僚形势职掌曹司及有力人户，在洛阳建起居第，增加了城市的壮观。为防止他们多占土地，不得不提出了一些相应的限制措施，不允许他们在别处及连宅再有菜园等。
    （6）所谓“都邑之间，殷繁是贵”，遵循这一指导思想，在建设中尽量要求好一些，“贵使华夏共观壮丽”，“务使骈阗”等等，都反映出后唐洛阳城的特点来。
    不过，从当时实际的建设来看，后唐绝不可能完全恢复唐代洛阳街道的制度。直到北宋，宋敏求撰《河南志》时，引证韦述记载的洛阳街道后，不无感慨地说：“今不复旧制矣。”[1]这句话的实际意义，就是五代宋元间，洛阳的街道由宽变窄了，应是后唐城市规划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晋、汉、周三朝，以洛阳为陪都，许多官僚在这里安家，城市上虽无大的创举，但官僚们都在充实自己的家庭，修建安乐窝。这就是说，城市仍在不断加强建设，人口也有所增加，经济在继续恢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