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城，周长五十二里九十步。南面三门，中曰定鼎，东曰长夏，西曰厚载；东面三门，中曰罗门，南曰建春，北曰上东；西面一门曰关门；北面二门，东曰安喜，西曰徽安。这座城是隋大业元年（605年）筑，名曰罗郭城，唐武后长寿二年（693年）增筑，号曰金城，城高丈有八尺。根据考古实测，周长为 27165米，合27.52公里。[11]（p46）这应是一个准确的数字，但与唐城记载还不能完全吻合，而且唐城记载中，史籍亦有互相矛盾处，有待进一步考证（注：《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谓：都城南北十五里二百八十步，东西十五里七十步，周围六十九里三百二十步，按四周合计，实际只有六十一里三百四十步，与总数不合。《新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载，东都外城周长25050步，合六十九里二百一十步，与旧志所记总数稍有差别。《河南志》引韦述记云，城东面为十五里二百一十步，南面十五里七十步，西面十二里一百二十步，北面七里二十步，周回六十九里二百一十步，此总数与新志一致，可与四周总计不合。由此可知，各书记载不一，或传抄刊刻有误，或所记时间有别，待考。）。
    洛阳唐代外城高度远比宫城、皇城为差，经唐末战乱，“摧圮殆尽”，破坏极其严重，周世宗时，“以洛阳城头缺，令葺之”。时兼中书令的武行德“率部民万余完其城”。[8]（卷二十五）这次修的究竟如何？《河南志》称“然甚庳陋”，甚至南墙部分或根本未加修筑。直到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九月十五日，宰相王曾还有这样的话：“西京水南地理阔远。居民甚多，并无城池，望令渐次修筑。”于是，宋廷下诏，由知河南府李君谷来办理此事。[10]（方域一之二十四）这次修的结果，据《河南志》云：“城雉仅完。”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司马光曾说洛阳外城，“卑薄颓缺，犬豕可踰”。[12]（卷四十八）显然缺乏昔日之壮观。
    由上述事实可知，宋代洛阳城虽然保持隋唐三重城之格局，实际上远非昔日旧观，这不仅是简化了隋唐时代城内的许多建筑，而且连外城亦相当简陋，从根本上说是缺乏防御功能的。从三重城的高度上看，宫城为四丈八尺，皇城为三丈七尺，外城仅一丈八尺，中高外低，主要是显示皇家威严，这从整个城的功能上讲，已经不能和宋东京城相比了。不过，就全国而言，洛阳外城又是第一大城，其他城市在北宋一代不能和它相比，作为陪都是完全有资格的。与之同时，洛阳城在总体上仍占有重要地位，而保持自身的许多特色，颇值得认真研究一番。
    三洛阳园林甲天下
    宋洛阳园林之盛，是这个城市的一大特色，非其他城市可比。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因素，即水土气候方面的优越条件，也有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即隋唐以来向为园林盛行之区，至宋，许多重要官僚在洛阳安家，故园林恢复的速度特别快。苏辙曾说：
    洛阳古帝都，其人习于汉唐衣冠之遗俗，居家治园池，筑台榭，植草木，以为岁时游观之好。其山川风气，清明盛丽，居之可乐。平川之衍，东西数百里，嵩高少室，天壇王屋，峦扉迤，四顾可挹。伊洛涧，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胜，泉流之洁，虽其闾阎之人与其公侯共之。一亩之宫，上瞩青山，下听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贵臣巨室，园囿亭观之盛，实甲天下。[13]（卷二十四）
    苏辙是四川人，曾在许多地方做官，见多识广，他认为洛阳园林“实甲天下”，并非过誉之言。文章中说的“古帝都”，“汉唐遗俗”，可视为历史因素；而所谓“山川气候”之类，则指自然因素；至于所言“贵臣巨室”，那就与政治因素有关系了。正是这几种因素的结合，才使洛阳园林在宋代迅速恢复发展起来，长久不衰，在全国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关于前述历史因素方面，优势是相当明显而重要的，如唐代“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所”。[14]（卷二十五）这批官僚馆第，虽经唐末五代离乱，绝大部分焚毁净尽，但故址犹存，特别是园石之类的遗留物相当多，成为可观的文化遗产，宋代的许多园林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故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断言，宋之园林“多因隋唐之旧”，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自然因素方面，除上述苏辙讲到的以外，宋人李复亦云：“泉甘土沃，风和气舒，自昔至今，人乐居之。青山出于屋上，流水周于舍下，竹木百茂。”[15]（卷六）由此可知，洛阳自然因素中，最重要的特点是有山有水，土沃气和，宜于花草树木的生长。在政治因素方面，洛阳为宋之西京，五代以来，许多官僚于此安家，形成自己的安乐窝，至宋初，不少官僚在开封做官，其家仍安置于洛阳，可以说官僚聚居的程度，仅次于开封。住在洛阳的官僚或其家属，他们利用唐末五代以来的土地荒芜无主等情况，尽可能地扩大对土地的占有，其办法就是兴建园林，宅园结合，形成一种风气，互相攀比，园林之盛由此而起。范仲淹曾说：“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16]（卷二十四）穆修有《过西京》诗云：“西京自古帝王宫，无限名园水竹中。来恨不逢桃李日，满城红树正秋风。”[17]（卷一）长期居住在洛阳的司马光，对洛阳园林更是瞭如指掌，他亦有诗云：“洛阳名园不胜纪，门巷相连如栉齿。修竹长杨深径迂，令人悒悒气不舒。”[12]（卷四）此类诗句颇多，不再赘引，均可证明洛阳园林众多且盛，是人所共知的。
    当然，提起洛阳园林，人们都会想起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其中提到19处名园，特别引人注目。因为这些园子不仅繁盛，而且各有特色，足以代表有宋一代洛阳园林的风貌，下面略作介绍。
    北宋洛阳园林，首推曾任宰相的富弼家的园子。李格非说：“独富郑园最为近辟，而景物最盛。”董氏“以财雄洛阳”，其家建有东、西二园，虽荒芜不治，而其规模“尚足称赏”。东园北向，入门有栝树，粗有十围，并有亭台喷池等。归仁园以归仁坊而得名，尽一坊之地，“广轮皆里余，北有牡丹、芍药千株，中有竹百亩，南有桃李弥望。唐丞相牛僧儒园七叶桧其故木也，今属中书李侍郎，方创亭其中。河南城方五十余里，中多大园池，而此为冠”。洛阳城内120坊，这个归仁园竟独占一坊，所谓城内“多大园池”，那么园林在城市内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