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洛阳的官僚势力与“生居洛阳”之说 本文在洛阳园林兴盛的政治因素中,已提到西京洛阳是官僚集的城市,正因为如此,这里的官僚势力,在北宋一代,始终是很大的,有时甚至敢于与开封相抗衡。 自五代后期至北宋之初,洛阳的官僚及皇亲贵族,就是一股无人敢惹的势力。如周世宗的父亲柴守礼,造大第于洛阳,居住15年,“颇纵恣”,其他如王溥、王晏、王彦超、韩令坤等一批将相人物的父亲,皆住洛阳,横暴不法,号为“十阿父”。[25](卷二十)宋太祖赵匡胤王皇后之弟王继勋,分司西京,“残暴愈甚,强市民家子女备给使,小不如意,即杀食之,而棺其骨弃野外”,自开宝六年(973年)冬至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间,“手杀婢百余人”。[8](卷四百六十三)这个作恶多端的外戚,长期无人敢于过问,直到宋太宗时,才命斩于洛阳市。上述官僚贵族的种种不法行为,多沿袭五代旧习,但表明这里官僚势力之豪横,是非常清楚的。 根据《河南志》的记载,整个北宋一代,继承五代之风,官僚们在洛阳安家者比比皆是。如从善坊有故相赵普园第,周司空苏禹珪宅在赵普宅之东,另外还有杨凝式宅,宰相魏仁浦宅,太子太师王溥宅。睦仁坊有张齐贤、温仲舒、李迪宅。归仁坊内有丁度园,本唐相牛僧儒园,“池石仅存”。惠和坊有节度使兼侍中石守信宅。思训坊有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晦叔宅园,家有小书楼,此坊另有尹洙、刘元瑜等宅。福善坊有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知白宅。嘉善坊,在天禧中有御史中丞李及宅,尚书右丞赵安仁宅,太子大傅致仕赵稹宅,太子少师致仕任布宅,龙图阁直学士刘烨宅,龙图阁直学士郭稹宅。延福坊有寇莱公宅,太子太保吕端宅。敦教坊有吏部侍郎吴育宅。履道坊有端明殿学士李淑宅。集贤坊有太师致仕卢钧宅,太子太师致仕吕蒙正宅。尊贤坊有观文殿学士张观园,龙图阁直学士郭稹园。永泰坊有尚书工部侍郎张去华宅,直史馆乐史宅,直集贤院李建中宅,观文殿学士张观宅,太子太师致仕吕蒙正宅。会节坊有故相张齐贤宅。乐成坊有礼部侍郎吴育宅,驸马都尉王承衍宅。安远坊有李道谦宅,魏王符彦卿水磨。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恐怕《河南志》漏载者尚不在少数,而该书所载者,又多北宋中期以前事,大体上反映此时洛阳官僚的住宅情况,有一官一宅的,也有一官两宅的。 北宋中期以后,官僚们向洛阳建宅的情况仍未间断,如宰相富弼、司马光、御史中丞王拱宸等等。熙宁年间,王拱宸在洛阳道德坊“营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层,上曰朝元阁,被人戏称为“巢居”。[26](卷下)这种三层楼住宅,在全国城市中还不多见。北宋的官僚之所以看中洛阳,有地理因素,也有政治因素。这里距开封较近,只有六个驿程,自然条件又好,所以,有的官僚在东京有居第,而洛阳园宅又不愿舍弃,有的退休之后,不愿住东京,而愿住西京,因此,洛阳成了士大夫的渊薮。当时有这样的谚语:“生居洛阳,死葬朱方。”[27](卷二十一)这里的朱方,指今江苏镇江,从整个谚语看,似为南方人之语。其实,就北方人来看,洛阳不仅是生活的好地方,而且也是埋葬的理想之地,这里北靠邙山,土层深厚,为历代达官贵人的阴宅之处。宋人亦有“贵人多葬洛阳”[8](卷二百九十一)之记载,这应是“死葬北邙”一说的先声。 由于洛阳官僚集中,一些政见相同者利用会社形式,组成某种团体,这在北宋社会内也是一个较早的城市。仁宗时,欧阳修、张尧夫、尹师鲁、杨子聪、梅圣俞、张大素、王几道等组成“洛中七友”[16](卷二十四),彼此唱和,发抒心声,对社会影响颇大。神宗时,围绕变法之争,洛阳更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变法派,在政治上非常活跃,这就是有名的“耆英会”。 “耆英会”以富弼为首,这位前宰相因不同意变法,退居洛阳,园舍之大,在当时属一流的。史称富弼以不晓新法为由,归养后,“虽居家,朝廷有大利害,知无不言”。[8](卷三百一十三)熙宁年间(1068-1077年),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要求到洛阳编写《资治通鉴》一书,随之在那里买田定居。元丰五年(1082年)文彦博以太师守西都,很快把那里的守旧派官僚组织起来,仿唐白乐天“九老会”之事,组成了一个“耆英会”,其中有:富弼(79岁)、文彦博(77岁)、司封郎中席汝言(77岁)、朝议大夫王尚恭(76岁)、太常少卿赵丙(75岁)、秘书监刘几(75岁)、卫州防御史冯行己(75岁)、太中大夫充天章阁待制楚建中(73岁)、朝议大夫致仕王慎言(72岁)、宜徽南院使检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宸(71岁)、太中大夫张问(70岁)、龙图阁直学士通议大夫张焘(70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司马光(64岁)等共十三人,[28](卷九)内中只有王拱宸不在洛阳,而在大名,但如上述,他已在洛阳安家。他们名义上聚会游乐,实际上则互相吹捧,甚至发泄政治上的不满,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集团。 在此同时,文彦博在洛阳还组织过一个“同甲会”,与会的有司马光的哥哥司马旦、二程之父程珦、以及席汝言等,后来程颢、程颐兄弟向这一班人靠扰,决不是偶然的。此外,司马光还组织过一个“直率会”,也有一帮人马。这些社会名流组成的各种“会”,在洛阳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很快就形成一个反对变法的中坚力量。神宗于元丰八年(1085年)去世,高太后立即召司马光从洛阳回京辅政,司马光又大力推荐已经退休的文彦博为平章军国重事,物色一班人马,很快就把新法罢废。从这一历史过程中,完全可以看出,洛阳官僚集团确实有着雄厚的政治势力,在诸城市中,除首都开封外,概莫能比。 研究某个城市,不仅要重视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也要了解某一城市的政治地位如何。在封建社会里,政治地位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因素,理应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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