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洛阳的官僚势力与“生居洛阳”之说
    本文在洛阳园林兴盛的政治因素中，已提到西京洛阳是官僚集的城市，正因为如此，这里的官僚势力，在北宋一代，始终是很大的，有时甚至敢于与开封相抗衡。
    自五代后期至北宋之初，洛阳的官僚及皇亲贵族，就是一股无人敢惹的势力。如周世宗的父亲柴守礼，造大第于洛阳，居住15年，“颇纵恣”，其他如王溥、王晏、王彦超、韩令坤等一批将相人物的父亲，皆住洛阳，横暴不法，号为“十阿父”。[25]（卷二十）宋太祖赵匡胤王皇后之弟王继勋，分司西京，“残暴愈甚，强市民家子女备给使，小不如意，即杀食之，而棺其骨弃野外”，自开宝六年（973年）冬至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间，“手杀婢百余人”。[8]（卷四百六十三）这个作恶多端的外戚，长期无人敢于过问，直到宋太宗时，才命斩于洛阳市。上述官僚贵族的种种不法行为，多沿袭五代旧习，但表明这里官僚势力之豪横，是非常清楚的。
    根据《河南志》的记载，整个北宋一代，继承五代之风，官僚们在洛阳安家者比比皆是。如从善坊有故相赵普园第，周司空苏禹珪宅在赵普宅之东，另外还有杨凝式宅，宰相魏仁浦宅，太子太师王溥宅。睦仁坊有张齐贤、温仲舒、李迪宅。归仁坊内有丁度园，本唐相牛僧儒园，“池石仅存”。惠和坊有节度使兼侍中石守信宅。思训坊有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晦叔宅园，家有小书楼，此坊另有尹洙、刘元瑜等宅。福善坊有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知白宅。嘉善坊，在天禧中有御史中丞李及宅，尚书右丞赵安仁宅，太子大傅致仕赵稹宅，太子少师致仕任布宅，龙图阁直学士刘烨宅，龙图阁直学士郭稹宅。延福坊有寇莱公宅，太子太保吕端宅。敦教坊有吏部侍郎吴育宅。履道坊有端明殿学士李淑宅。集贤坊有太师致仕卢钧宅，太子太师致仕吕蒙正宅。尊贤坊有观文殿学士张观园，龙图阁直学士郭稹园。永泰坊有尚书工部侍郎张去华宅，直史馆乐史宅，直集贤院李建中宅，观文殿学士张观宅，太子太师致仕吕蒙正宅。会节坊有故相张齐贤宅。乐成坊有礼部侍郎吴育宅，驸马都尉王承衍宅。安远坊有李道谦宅，魏王符彦卿水磨。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恐怕《河南志》漏载者尚不在少数，而该书所载者，又多北宋中期以前事，大体上反映此时洛阳官僚的住宅情况，有一官一宅的，也有一官两宅的。
    北宋中期以后，官僚们向洛阳建宅的情况仍未间断，如宰相富弼、司马光、御史中丞王拱宸等等。熙宁年间，王拱宸在洛阳道德坊“营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层，上曰朝元阁，被人戏称为“巢居”。[26]（卷下）这种三层楼住宅，在全国城市中还不多见。北宋的官僚之所以看中洛阳，有地理因素，也有政治因素。这里距开封较近，只有六个驿程，自然条件又好，所以，有的官僚在东京有居第，而洛阳园宅又不愿舍弃，有的退休之后，不愿住东京，而愿住西京，因此，洛阳成了士大夫的渊薮。当时有这样的谚语：“生居洛阳，死葬朱方。”[27]（卷二十一）这里的朱方，指今江苏镇江，从整个谚语看，似为南方人之语。其实，就北方人来看，洛阳不仅是生活的好地方，而且也是埋葬的理想之地，这里北靠邙山，土层深厚，为历代达官贵人的阴宅之处。宋人亦有“贵人多葬洛阳”[8]（卷二百九十一）之记载，这应是“死葬北邙”一说的先声。
    由于洛阳官僚集中，一些政见相同者利用会社形式，组成某种团体，这在北宋社会内也是一个较早的城市。仁宗时，欧阳修、张尧夫、尹师鲁、杨子聪、梅圣俞、张大素、王几道等组成“洛中七友”[16]（卷二十四），彼此唱和，发抒心声，对社会影响颇大。神宗时，围绕变法之争，洛阳更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变法派，在政治上非常活跃，这就是有名的“耆英会”。
    “耆英会”以富弼为首，这位前宰相因不同意变法，退居洛阳，园舍之大，在当时属一流的。史称富弼以不晓新法为由，归养后，“虽居家，朝廷有大利害，知无不言”。[8]（卷三百一十三）熙宁年间（1068-1077年），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要求到洛阳编写《资治通鉴》一书，随之在那里买田定居。元丰五年（1082年）文彦博以太师守西都，很快把那里的守旧派官僚组织起来，仿唐白乐天“九老会”之事，组成了一个“耆英会”，其中有：富弼（79岁）、文彦博（77岁）、司封郎中席汝言（77岁）、朝议大夫王尚恭（76岁）、太常少卿赵丙（75岁）、秘书监刘几（75岁）、卫州防御史冯行己（75岁）、太中大夫充天章阁待制楚建中（73岁）、朝议大夫致仕王慎言（72岁）、宜徽南院使检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宸（71岁）、太中大夫张问（70岁）、龙图阁直学士通议大夫张焘（70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司马光（64岁）等共十三人，[28]（卷九）内中只有王拱宸不在洛阳，而在大名，但如上述，他已在洛阳安家。他们名义上聚会游乐，实际上则互相吹捧，甚至发泄政治上的不满，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集团。
    在此同时，文彦博在洛阳还组织过一个“同甲会”，与会的有司马光的哥哥司马旦、二程之父程珦、以及席汝言等，后来程颢、程颐兄弟向这一班人靠扰，决不是偶然的。此外，司马光还组织过一个“直率会”，也有一帮人马。这些社会名流组成的各种“会”，在洛阳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很快就形成一个反对变法的中坚力量。神宗于元丰八年（1085年）去世，高太后立即召司马光从洛阳回京辅政，司马光又大力推荐已经退休的文彦博为平章军国重事，物色一班人马，很快就把新法罢废。从这一历史过程中，完全可以看出，洛阳官僚集团确实有着雄厚的政治势力，在诸城市中，除首都开封外，概莫能比。
    研究某个城市，不仅要重视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也要了解某一城市的政治地位如何。在封建社会里，政治地位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因素，理应加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