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原额人丁”与明代后期户口数的关系
    何炳棣指出：
    像清初的地税额一样，清代的“原”丁税额也是根据明末的统计数确定的。只要有可能，省和地方的官员都沿用明末的定额。在战争和迁徙后果严重的地区，则酌情削减。
    为了证明这一点，何炳棣举湖广长沙府、麻城县、当阳县、陕西洛川县、江南上海县等地的例子作为证明。其实，在省一级的数据中，我们还能发现更多的例子。
    如上引清代广西“原额人丁”为二十一万五千有余，而万历六年的广西“户”数为二十一万八千有余。毫无疑问，清代广西的“原额”沿用的是明代的定额。此外，上引资料表明，清代江西的“原额”沿用的也是明代的定额。
    万历六年云南的“户”数为十三万五千余，而据乾隆《云南通志》卷九《户口》，顺治十八年“人丁”数为十一万七千余，顺治年间的人丁与明代后期的户数大体是匹配的。
    在万历《大明会典》中，万历六年的福建“口”数为174万，这是自明代初年在册的392万人口逐渐减少的结果。可以想像，如果至崇祯年间，福建的“口”数肯定要少于174万，乾隆《福建通志》卷一三《户役》称：“福建布政司旧管原额人户丁口共一百四十四万七千九百五十三丁口五分”很可能从万历六年的174万“口”数中演变而来。这说明，清代的“旧管原额人户”即明代末年的在册“口”数。
    何炳棣的观点面临的挑战是，除了山西、四川、湖广三省情况不详外，至少还有江南、浙江、直隶、山东、河南、陕西和贵州等七个省份清代初年的丁额与明代后期的“户”数或“口”数无法匹配。兹将这些省份的各项数据列如表1。
    表1明代万历六年“户”、“口”与清代初年“原额人丁”比较
    省名户口原额人丁备注
    江南2069067105026514151606.85
    浙江1542408 51530052928224.93
    直隶 425463 4264898
    山东1372206 5664099 2306053康熙五十年丁额
    河南 633067 5193602993017
    陕西 394423 4502067 2675047折下下丁
    贵州43405290972158290
    资料来源：乾隆《江南通志》卷七四；乾隆《浙江通志》卷七一；雍正《山东通志》卷一二；雍正《河南通志》卷二三；雍正《陕西通志》卷二四；乾隆《贵州通志》卷一一。
    浙江的“原额户口人丁”、江南的“原额人丁”以及山东的丁额，均大约是各省万历六年户数的2倍左右。这当然不能仅仅视作一个巧合。按照上引同治《广东通志》有关“丁”的定义进行思考，可以肯定，清代初年浙江、江南和山东的“原额人丁”，有可能类似于广东，包括了食盐课的纳税银。即此三省的“丁”是由二部分组成的：一为男丁税额，一为食盐课额。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户口考》曰：“顺治十三年户部议定赋役全书内惟江西、福建、广东有妇女盐钞银，按口征派不等。他省无妇女名色，其盐钞银均派地丁内，仍照旧行。康熙十一年议赋役全书内直隶有流寓人丁，山西有久流、近流人丁，改为实在人丁，幼丁改为新编人丁。浙江等省妇女小口徭银改为食盐钞银。”又曰：“康熙十一年令浙江所属食盐钞银均摊入地丁征收。”在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以外的省份，其赋役税额中，虽然没有妇女名色，但“其盐钞银均派地丁内”，盐钞银仍然是存在的，只是未单列也未和妇女联系在一起而已。只有浙江出现过短暂的例外：一度将妇女小口徭银改为食盐钞银，旋又将其摊入地丁征收。然而，在浙江的府县志中，食盐课的名色仍然保留了下来。由此可见，食盐课的名目并不重要，关键是这一税种在各省都是存在的。看来，影响上述各省清初“原额人丁”与明代后期的“户”数不相配的因素是“食盐课”这一税种的不同存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