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河南。雍正《河南通志》卷二三《户口》称：
    顺治十六年分见在活丁九十九万三千一十七丁。康熙九年见在人丁一百一十五万九千四百九十六丁，内有康熙元、六两年编审自首人丁除顶补节年开除老故外，实增人丁一十六万六千四百七十九丁，内除优免外，实在行差共人丁一百一十万二千九百五丁。康熙三十年编审旧管活丁一百四十九万六千八百丁八分六厘三毫三丝……
    顺治十六年的“见在活丁”易使人们产生错觉，似乎“活丁”代表的是活着的壮年男性。读康熙三十年带有一连串小数点的“编审旧管活丁”数，才知河南的“活丁”也是货币化的纳税单位。顺治年间的“活丁”可能是尚存在赋役载体的“丁额”，若加上赋役载体脱离的部分，其总额可能与明代后期的“户”数的二倍相差不远。如康熙初年经过二次编审，“实在行差共人丁”就达到了一百一十万有奇，接近万历六年河南在册户数二倍。
    陕西的情况较为特殊。从丁额本身看，它几乎是万历六年户数的六倍有余。然而，雍正《陕西通志》卷二四《贡赋》称：“原额民丁共折下下丁贰百陆拾柒万伍千肆拾柒丁。”清代初年的“原额民丁”是折丁后的结果。丁分三等九则，以河南怀庆府河内县为例，该县康熙五十年人丁编审时，“上上则十六丁，每丁一两二钱；中上则二十一丁，每丁一两……下下则二万二千九百零五丁，每丁五分”（注：乾隆《怀庆府志》卷八《田赋》。）。上上丁的税额是下下丁的24倍。16个上上丁相当于384个下下丁。因此，经过折算后的清初陕西丁额是无法与万历六年的户数进行比较的。
    贵州属于西南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区，其“丁”的确定与内地有很大的不同。乾隆《贵州通志》卷一一《户口》称：“原额人丁一十五万八千二百九十丁，内除九万六千六百九十八丁，原不编差，并随田带派，亦不征差外，实额编差人丁六万一千五百九十二丁，内除节年清编抵补外，尚逃亡人丁四万二千八百六十三丁七分一厘一毫六丝。”贵州居然存在不编差的人丁，扣除之后，其纳税丁额与万历六年的户数也相差不远了。
    直隶的情况最为复杂。《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户口考》记载顺治十八年直隶人丁数为贰百捌拾伍万柒千陆百玖拾贰丁。光绪《畿辅通志》卷九六《经政三·户口》引雍正《志》：
    康熙十九年总计直隶人丁三百二十二万三千八百八十丁，内除优免人丁二万二千六十六丁免征外，实在人丁三百二十万一千八百一十四丁。内分供丁吏承丁五万五千九百九十一丁，新更人丁九千七百四十九丁，灶丁七千一十丁，门头门丁三百九丁，行差人丁三百一十二万八千七百五十四丁。
    雍正二年总计直隶各府州人丁三百二十四万八千七百一十丁。
    雍正十二年总计直隶人丁三百三十万五百八十八丁……
    在《四库全书》本雍正《畿辅通志》中，我们找不到这段记载，此可能是光绪志的作者根据雍正本的分府数据累加而成。就上引资料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其中各类人丁的记载与其他地区颇有些不同。
    畿辅的“丁”分为供丁吏承丁、新更人丁、灶丁、门头门丁和行差人丁五种。对于各种人丁所提供的力役种类，我们尚不知晓。但是，这一系列的“丁”与货币纳税体系的“丁”是明显不同的。畿辅的“丁”是功能性的，各类“丁”有着不同的用途，承担不同的力役，而货币化的“丁”仅仅是一个纳税的单位。是否可以认为，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政府对畿辅地区的人丁调查是卓有成效的？
    关键问题在于，清初的“丁”究竟具有何种含义？为了说明这一点，兹将雍正《畿辅通志》卷三一《户口》记载的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分府人丁与万历《大明会典》记载的万历六年分府口数作一对比，详见表2。
    表2北直隶万历六年分府口数与顺治十八年分府丁数的比较
    府、州万历口数顺治丁数变化幅度（%）
    顺天府 706861104392-85.2
    永平府 255646 93591-63.4
    保定府 525083417802-20.4
    河间府 419152219705-47.6
    真定府1093531 1086299 -0.7
    顺德府 281957179437 -36.54
    广平府 2648982760104.2
    大名府 692058467242-32.5
    延庆州192677709-60.0
    保安州 64555505-14.7
    合计42649082857692 -33.0
    资料来源：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九《户部》；雍正《畿辅通志》卷三一《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