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地主祗当，地子逐年于官，员子呈纳，渠河口
        9.作，两家各支半（后略）
        契中僧令狐法性将自己的口分租与他人耕种，因已提前收取了承租人的租金，所以除地子外，其他基于土地的差税力役均由僧法性承担。那么，出租前僧法性要全部承担口分地的赋役。
        对于那些占有口分地但不愿承担赋税者，官府有权剥夺其土地另授与他人。P.2222《张祗三请地状》载：[11]
        1.敦煌乡百姓张祗三等状
        2.僧词荣等北富鲍壁渠上口地六十亩
        3.右祗三等，司空准敕矜判入乡管，未
        4.请地水，其上件地主词荣口云，其地不瓣承料
        5.伏望
        6.将军仁明监照，矜赐上件地，乞垂处分
        7.牒件状如前，谨牒
        8.咸通六年正月日百姓张祗三谨状这是张议潮时的一份牒状，僧词荣受有口分地六十亩，但因不承担土地赋役，即“不瓣承料”，而成为没有“地水”的张祗三等人的请受目标。由此可见，归义军时的“口分地”（或“口地”）必须要承担地亩税，拥有口分地的僧人也必须输纳，概不能免。
        上述资料，不但反映了晚唐五代敦煌寺院僧侣向官府承担基于土地的纳税义务，而且揭示出敦煌僧人所具有的特殊身份。他们既是隶属于官府的乡司百姓，又是附籍于寺院的出家人，故又称作“百姓僧”，如前引“神沙乡百姓僧”令狐法性。敦煌百姓僧不同于历史上那些“相与人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的猥滥之徒，他们是经官府确认的合法僧人，和乡司百姓一样可以请田受田，也同样承担土地的赋税。
        那么，敦煌僧人究竟要交纳哪些赋税呢？
        前引P.3155背载地内所着赋税为地子、差税、渠河口作。又P. 3324背《唐天复四年（904年）衙前押衙兵马使子弟随状》云：[12]（前略）
        7.复令衙前军将子弟随身等
        8.判下文字，若有户内别居兄弟者，则
        9.不喜（许）沾捭，如若一身，余却官布、地子
        10.蜂子、官柴草等大礼（列），余者知杂
        11.役次并总矜免，不喜（许）差遣从中可知归义军时的赋税大例是：官布、地子、烽子、官柴草等，以及一些杂役次。再据P.3214背《唐天复七年（907 年）高加盈出租土地充折欠债契》[13]所记“其地内所着官布、地子、柴草等，仰地主祗当”之语，可见地子、官布、官柴草三种税附着于土地之上，构成了地亩税的主要内容，三者不可或缺，必须输纳。而渠河口作，指因使用官府水渠而承担的出力出财的修渠义务，乃是因地而征发的，应属地亩税附着输纳项目。烽子，显然是一种基于人身的徭役。
        由此可以确定，敦煌僧人所交纳的地亩税应主要是地子、官布、官柴草、渠河口作等。
        地子，是地亩税的重要部分。敦煌的地子税，既不是唐代前期的义仓税，也不是两税中的地税，而是地税中所纳的斛斗部分，是据亩纳税。大约是麦每亩四升左右，粟每亩三升半至五升左右，麻每亩半升。[14]
        归义军地亩税的官布，可以说是均田制下调布的延续，但和调布又不完全相同。唐前期的调布是按丁征纳的。晚唐五代，随着“税丁身”到“税资产”再到“税土地”的财税体制的变化，官布已成为地亩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据地出税，大约每亩十三寸至十六寸，低于唐代中期的纳布税率。[15]敦煌地区盛产黄麻，官布可能属麻布，这种向官府输纳的麻布，尺寸应由官府规定了统一标准，有别于其他尺寸不一的布匹。故称之为“官布”。
        虽目前所见之《地子历》及《官布籍》中不见僧人输纳的直接记载，但据前P.2222、P.3155背等文中僧人也要“承料役次”来看，僧人必定也要纳地子，输官布，因为此税目均是地亩税的主要内容，是赋税大例。
        草税。唐代自建国至灭亡都有草税，两税法时期亦不例外。租庸调及两税时期的草税不见于税法的规定中，乃是正税外额外征收的杂税。[16]在晚唐五代的敦煌，草税已不再是一种附加税，而是附着于土地与地子、官布并列的正式税例，也是据亩征纳。P.2222《受田薄残片》载：[17]（前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