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税法将租庸杂徭悉省，但“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说明两税法下仍然存在着力役的征发。晚唐五代，敦煌僧人既已丧失了免纳正纳的特权，是否又继续丧失了规避徭役的优待？
        唐代宗时已见寺院纳役。大历中，泗州州将勒令普光寺“知十驿，俾出财供乘传者”，后因僧伽普萨显灵[28]，代宗敕中官马奉诚宣放其寺的“邮亭之役”。著名胡僧不空曾上书代宗，请求赐恩大兴善寺“放诸杂差科”[29]。但这些僧人一般并非亲身充役，实际是“俾出财供乘法者”，而且僧人所纳徭役一般是杂差科。并非基于人身力役等徭役形式。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未见寺院向官府纳资课代役，却有教团或寺院户或常住百姓向官府服役的记载[30]。
        由于敦煌僧人普遍拥有土地，因灌溉的需要，他们个人要承担一定的修渠义务，即河渠口作。敦煌百姓的“河渠口作”的力役可能是以渠社的形式征发的。[31]P.3214《壬午年（982 年）五月十五日渠人转帖》[32]载：
        1.（渠人）转帖索法律张法律张延住吴富员龙长盈
        2.已上渠人，今缘水次逼近，要通（底）河口，人各锹鑺
        3.一事，白刺一束，柽一束掘一茎服役（壮）夫，不
        4.用斯儿（厮儿），帖至，限今月十六日卯时于皆（阶）和口头取齐
        5.捉二人后到，决丈（杖）十一，全不来，官有重责，其帖各自
        6.示名递过者
        壬午年五月十五（日）王录事帖此转帖乃是渠社因为水次逼近，需要疏通河口，要求本社社人于期携带工具等物往渠上劳作的通知单，对于不参加渠作的人户“官有重责”，要处以一定经济或法律制裁。渠社中也有大量僧人存在并承担修渠任务，如文书中的索法律也是转帖所通知的人。但他们这样身份的人通常可派庄夫或厮儿代为上役。
        渠河口作，乃是因土地灌溉而产生的一种力役。其以“私社”形式征发的特点，说明了这种力役并非是官府基于人身的徭役，而是拥有土地者因使用官渠而必须承担的维修义务，不同于两税法下丁口力役的征派。
        那么，归义军时期的僧人是否服纳身役呢？据前文已知，烽子也是归义军政权的赋税大例。烽子是一种基于人身的徭役，属色役。就目前所见之敦煌文献还不曾有关于僧人烽子之役的记载。
        兵役，是封建社会中最主要的丁身徭役。寺院僧人作为方外之人是免服兵役的。历次毁佛运动，统治者裁汰僧尼，迫令还俗编入户籍，充服兵役，都说明僧人原不服兵役。唐武宗发动了历史上规模较大的灭佛运动，沙汰僧众，将其收入两税户，递归本贯，也说明唐代僧人本不服兵役。然在晚唐的敦煌，归义军军队中曾有僧人从军的事实，难道是敦煌僧人又丧失了免纳兵役的特权？
        P.3249背《将龙兴颜等队下名籍》[33]载：
        （前缺）
        1.僧曹道石海奴石德子张和毛曹兴兴马安六僧邓惠寂
        2.胡进改胡鹞子龙藏子曹□□曹的子李再荣吴流流曹孝义
        3.曹粪堆安晟子李重华僧李达
        4.将龙光颜队下二十三人龙海润马黑黑王屯屯（下略）这是咸通二年张议潮收复凉州一役后残余的士兵名籍[34]。其中登录了十六名僧兵。这批僧兵与张议潮本人和敦煌佛界有密切关系。张议潮自幼拜沙门为师入寺学习，受佛教影响颇深，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他以“清信佛弟子”的身份与僧界结成了亲密的关系。大中二年起兵反蕃时，佛教界给予他有力的支持，高级僧侣洪、悟真等人“从辕门，随军谋”参与筹划，普通僧众亦有入伍、随军征战者，为光复瓜沙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归义军初期的这指批僧人身份的士兵，乃是特殊时期及军事武装的临时参加者，并非归义军的常备军，待敦煌政局及疆域稳定之后，僧兵就卸甲退役了，在以后的时期内便不再有僧人从军的记载。
        僧人从军并非归义军独创。唐初也曾出现过僧人武装。武德四年，少林寺武僧曾随秦王李世民平定洛阳王世充[35]。武德五年，突厥屡次侵边，为充实边防，唐政府“以马邑沙门雄情果敢，烽峃屡举，弗因之，太原地接武乡，兵戎是习，乃敕选二千余僧充兵两府”；[36]又武德七年，突厥举国入侵，京师戒严，高祖欲令僧法雅发京寺骁悍千僧充军伍御突厥，后因萧瑀及沙门智实谏阻而未实行[37]。可见征发僧兵并非常事。唐初发僧人充两府军伍是出于紧急状态的需要而临时征发，事缓则兵罢。唐前期的士兵由均田制下的农民充任，并不见僧人服纳兵役的记载。
        不论是唐初的僧兵，还是归义军初期的僧人从军，都是基于军事形势的紧急需要而临时组织，并非是对丁身兵役的征派。临时征发僧兵，反映了世俗政权对寺院僧人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以及僧侣政治地位的不断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