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夏天，赫鲁晓夫为弥合斯大林在1948年开除铁托而破坏了的两国关系，到南斯拉夫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这是赫鲁晓夫在国际舞台上第一次露面，也是当年“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注：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外交史》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年版， 第170页。）本文拟着重就赫鲁晓夫访南背景与影响问题作一初探。
    一
    二战时期，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游击队与苏联红军曾联合抗击过德国法西斯，但此间两军也发生过一些纠葛。战后初期，苏联对南斯拉夫政策，因有损于南斯拉夫主权利益，因而遭到了南人民的坚决抵制。为此，1948年6月， 由莫斯科操纵的“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作出了将南共开除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错误决定。从此，苏南关系破裂（注：斯蒂芬·克利索德编：《1939-1973年南苏关系（文件与评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136页。）。
    南斯拉夫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后，遭受了来自苏联东欧国家对其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等强大压力。铁托以其特有的精力和注重实效的态度来应付这一新处境。在国内，他的首要目标是保证人民不挨饿，保证本国经济发展不因与苏联东欧停止了贸易而遭破坏。为此，在对外交往中，他不得不与欧美国家建立关系。他知道这“对南斯拉夫的安全和繁荣昌盛都是必要的”（注：菲利斯·奥蒂：《铁托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0页。），因而， 迅速开始了跟西方的贸易对话（注：菲利斯· 奥蒂：《铁托传》，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7页。）。通过努力， “他获得了规模相当大的西方援助。”援助项目大部分来自美国，英国也作了重大援助（注：菲利斯·奥蒂：《铁托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8页。）。 除接受外援，铁托认识到：南斯拉夫还需要寻找朋友和同盟者以改变自己的孤立地位。为此，他采取了一些重要步骤。首先是改善周边国际环境。1954年，同希腊、土耳其三国签订了《巴尔干公约》，从而“使南斯拉夫南部边境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安全”（注：菲利斯·奥蒂：《铁托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9页。）。与此同时， 又通过谈判解决了北部南意之间的领土纠纷，与意大利的关系迅速改善，“终于使之成为南斯拉夫最有力的贸易伙伴之一”（注：菲利斯·奥蒂：《铁托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9页。）。 其次是筹划开展不结盟运动。为联合广大亚非国家，从1950年起铁托就对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有关国家集团提出倡议，开展不结盟运动（注：杜尚·比兰吉奇：《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史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2页。）， 结果得到许多亚非国家尤其是埃及纳赛尔和印度尼赫鲁的欢迎与大力支持。他们在1955年4 月召开的万隆会议上成功地使亚非29个国家聚集到一起，并确定了后来不结盟运动所接受的基本原则（注：杜尚·比兰吉奇：《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史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2页。）。 南斯拉夫国际威望因此得以显着提高。铁托在外交上的成就，无疑是“他对苏联在共产主义世界中的权威的成功挑战”（注：菲利斯· 奥蒂：《铁托传》，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6页。）。
    在南斯拉夫卓有成效地逐步走上复兴之路的同时，50年代初的苏联，却“处于一种非常困难的境地，不论是在对外政策，还是在对内政策上都是如此”（注：铁托：《铁托选集（1952-1960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119页。）。就其对南斯拉夫的孤立、封锁政策而言，“对苏联本身也是有害的”（注：铁托：《铁托选集（1952-1960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1页。）。因此，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新领导开始检讨过去的内外政策。根据这一精神，苏联最高领导层决定：要成功地恢复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就必须尽快实现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注：杜尚·比兰吉奇：《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史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8页。 ）。为此，1953年5月经苏联政府倡议， 苏南两国重新恢复了外交关系并互派了大使（注：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12卷上册，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48页。）。
    当然，在与南斯拉夫逐步恢复关系问题上，苏共中央高层领导意见也不是一致的。反对派认为：“南斯拉夫已倒退到资本主义，我们怎么能同他们恢复关系呢？他们的经济已被美国垄断资本吞没；私有财产已经恢复，私人银行已建立起来。”（注：《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543页。）外交部长莫洛托夫、 中央委员会书记苏斯洛夫的态度特别强硬，“反对同南斯拉夫缓和紧张气氛的任何尝试”。他们坚持认为：“南斯拉夫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注：《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543页。 ）他们反对和解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直接卷入过1948年冲突”（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等：《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年版， 第171页。）。换言之， 当年他们曾同斯大林一起提出过苏联要让南斯拉夫臣服的侵略政策（注：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7页。）。所以，现在他们一个个都“不肯从斯大林时代形成的旧立场上稍微移动一步”（注：《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543页。）。
    针对莫洛托夫等人的“顽固立场”，赫鲁晓夫认为，必须用自己的论据来驳斥顽固派论据（注：《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543-544页。）。为此，他向苏共中央建议：组织一个由经济学家和其他方面专家组成的委员会，由他们客观地分析一切有关的因素，然后决定南斯拉夫到底是什么样的经济，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结构（注：《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544页。 ）。于是，1954年初，经赫鲁晓夫提议，成立了以《真理报》总编辑、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经济学家谢皮洛夫为首的研究南斯拉夫问题委员会。该委员会经彻底调查，给苏共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结论是：没有理由把南斯拉夫看成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其农业生产中存在私有制，但也存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银行、商业和生产资料都由国家掌握，而国家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国家所依靠的是工人阶级专政。因此，南斯拉夫完全称得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注：《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544页。）。
    南斯拉夫的社会性质一经确认，“斯大林据以在两国间制造争论的基础就不再有效，反对同南斯拉夫和解的论点就像纸牌搭的房子一样倒坍了。”（注：《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544 页。）鉴于1953年6月14 日铁托在《关于与苏联关系正常化的声明》中发表的“互换大使并不一定意味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或两国关系的改进，因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也会互换外交官员”的谈话（注：斯蒂芬·克利索德编：《1939-1973年南苏关系（文件与评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53页。），赫鲁晓夫感到有必要进一步采取实际行动， 以改善两国关系。
    1954年6月22日，苏共中央给南共联盟中央发来了1948 年中断关系以后的第一封信，表示愿意同南斯拉夫改进关系。8月11日， 铁托回信表示：“有鉴于痛苦的经验，光发表口头的或者书面的声明还不够，还要有事实。”（注：兹冯科·施陶布林格：《铁托的独立道路》，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为此，同年10月20 日《真理报》就贝尔格莱德解放10周年发表文章，一改过去认为南斯拉夫是“军事法西斯专政国家”的指责，赞扬苏南人民之间存在着“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注：罗伊·梅德韦杰夫：《赫鲁晓夫政治生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8-59页。）。11月28日，南斯拉夫驻苏大使馆为纪念独立日举行招待会，“苏联领导人几乎全部出席”（注：罗伊·梅德韦杰夫：《赫鲁晓夫政治生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鉴于日渐形成的友好氛围，怎样同铁托直接接触才是最佳方式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强硬派提出，应当要求南斯拉夫领导人到莫斯科来谈判，但赫鲁晓夫否决了这一建议，而“赞成作一个史无前例的姿态，到贝尔格莱德进行访问”（注：斯蒂芬·克利索德编：《1939-1973年南苏关系（文件与评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9页。）。他解释说：“第一，我不相信他们会接受邀请。这会显得是他们恭恭敬敬地来乞求我们；第二，是我们主动断绝了同他们的关系；是我们在他们攻击我们之前就公开攻击了他们。因此，应该由我们采取主动来结束分裂；第三，我们是大国、大党，在共产主义世界享有崇高的权威和威望。万一南斯拉夫人到我们领土上来会见我们而又不能达成一项协议的话，他们要冒很大的风险。”（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545页注①。 ）主动与南接触的方式确定后，赫鲁晓夫向铁托提出了访问建议，后者表示：“同意接待”（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545页注①。）。1955 年5月14日， 莫斯科发表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即将亲自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的公报。公报称：“基于进一步改善两国关系和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两国政府同意举行一次最高级会晤。”（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等：《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页。）次日，铁托在普拉发表谈话， 对不久举行的会谈“表示欢迎”（注：兹冯科·施陶布林格：《铁托的独立道路》，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45页。）。不过， 当时铁托对于苏南修好也不是毫无顾虑。他主要是“担心由此会影响他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等：《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页。）。故此， 他预先向西方国家及希腊和土耳其的大使们通报了苏联领导人即将来访，同时极为坚决地保证：“南苏会谈决不影响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注：[英]《泰晤士报》，1955年5月16日。）。鉴于此，《真理报》在5月18日承认两国“对于社会发展的一些重要问题在理解上有重大分歧”的同时强调指出，同苏联恢复正常化关系，“决非，并且也不可能意味着南斯拉夫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恶化”。重要之点是，“苏联人民同南斯拉夫人民之间是存在着进行广泛和全面合作的坚实基础的。”苏方显然愿意将意识形态问题搁置不谈的意图，得到了贝尔格莱德方面的称赞，铁托总统欢迎这一“勇敢的决定”，说它将使这次访问成为近来苏联一系列行动中“最具有积极意义的一个行动。”（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等：《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172页。）1955年5月26日，赫鲁晓夫率领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 第一副主席米高扬、《真理报》主编谢皮洛夫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外贸部副部长库米金等组成的苏联代表团飞抵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同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代表团举行会谈。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仍担任外交部长的莫洛托夫未能同行。
    由于多年来南斯拉夫党和政府受到巨大困难和压力，南共领导对苏共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存在戒心，对苏联新领导人的诚意也有所怀疑，因而在机场，苏联代表团虽受到了南方“应有的一切礼遇”。但是，“看不到有任何兄弟般的感情”（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545 页注①。）。在欢迎仪式上，赫鲁晓夫宣读了一份由苏共中央领导集体草拟的负荆请罪式的声明。他在声明中承认，苏方对过去两国关系中“发生的一切衷心地感到遗憾，并且决心要消除这个时期中的一切芥蒂。”他表示相信，“在苏南关系中笼罩阴影的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愿意尽力消除”阻碍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阻碍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巩固的一切障碍（注：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言论》第4集（1955年）， 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236页。）。他说， 他对南斯拉夫要同西方和东方所有国家发展关系的愿望表示“完全理解”，相信苏南之间友谊和联系的加强，“将有助于改善所有国家（不问它们社会制度如何）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巩固普遍和平。”如果两国领导人不尽一切可能来求得苏南之间的互相谅解，那么就是没有对两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尽到自己的责任”（注：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言论》第4集（195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237页。）。
    当赫鲁晓夫宣读上述《声明》时，铁托总统作为东道主“脸上毫无笑容，表情严峻”（注：菲利斯·奥蒂：《铁托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1页。）。对赫鲁晓夫等来访并未致欢迎词， 只对客人说：“你看，我们用不着把你的讲演译出来，在场的人都懂俄语。”（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545-546页注①。）事实上，并非所有在场的南斯拉夫人都懂俄语。所以，赫鲁晓夫对于访问一开始受到如此冷淡接待，“有些失望”（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546页注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