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如前已述，由于南共对苏共存在戒心与疑虑，加之赫鲁晓夫又不承认斯大林对苏南关系恶化应负的责任，相反“却试图设法使斯大林免受南斯拉夫领导人攻击”（注：“不过，后来赫鲁晓夫承认，他正是在那里，在南斯拉夫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立场多么虚伪，意识到不该把过去的一切违法行为统统推到贝利亚等人头上。”见《赫鲁晓夫政治生涯》，第59页。），所以，双边会谈“气氛非常紧张”，“常常濒于破裂”。赫鲁晓夫决心要在苏联和南斯拉夫两个共产党之间重建亲密关系--就是“要使南斯拉夫再度加入到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集团中去”。铁托则绝不愿意这样。他“只希望同苏联恢复两个独立国家之间的那种政府关系。”（注：《赫鲁晓夫回忆录》， 第549页注①。）因两国领导人会谈出发点不一，所以双方事先为会谈结束准备的宣言草案差别甚大，无法调和。铁托态度非常坚决，寸步不让。赫鲁晓夫最后只好撤回自己的草案，同意以南方提出的草案为基础拟定宣言。结果，在6月2日，铁托和布尔加宁分别代表本国签署了《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政府宣言》（即《贝尔格莱德宣言》）。
    《贝尔格莱德宣言》除规定“全面恢复1948年中断的外交关系”外（注：[苏]A.A.阿赫塔姆江等编：《苏联对外政策编年史》（1917-1978），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1页。）， 明确规定了处理两国关系的九项原则。其重要之点是：（1）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尊重两国相互关系中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的平等地位；（2 ）承认并发展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而不论其意识形态分歧和社会制度的不同；（3）互相尊重，不以任何（无论是经济、 政治或意识形态性质的）理由干涉他国内政，因为国内的政治结构问题、不同的社会制度问题以及发展社会主义不同的具体形式问题完全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4 ）发展双边和国际经济合作；（5）停止任何形式的宣传、 误传及其他散布互不信任和以各种方式妨碍创造建设性国际合作及国家间和平共处气氛的行动；（6 ）谴责任何侵略和任何在政治上及经济上支配他国的企图等（注：《贝尔格莱德宣言》（1955年6月2日），载《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48页。）。 苏联代表团签署《贝尔格莱德宣言》后，于6月3日飞离贝尔格莱德去保加利亚。赫鲁晓夫在南斯拉夫的访问活动，至此“顺利地结束”（注：兹冯科·施陶布林格：《铁托的独立道路》，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67页。）。
    二
    赫鲁晓夫访南尤其是两国政府签署的《贝尔格莱德宣言》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注：兹冯科·施陶布林格：《铁托的独立道路》，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67-168页。）。印度总理尼赫鲁首先作出反应，他对苏联代表团前往南斯拉夫访问表示欢迎。6月3日至4日， 希腊外长斯特凡诺普洛斯、英国外交部官方发言人、美国国务院官方发言人、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团、罗马尼亚领导人乔治乌·德治等分别就此事作出了积极肯定评价（注：兹冯科·施陶布林格：《铁托的独立道路》，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在北京， 毛泽东主席对南斯拉夫驻华大使弗拉迪米尔·波波维奇说：“我祝贺铁托，他的原则取得了胜利！”（注：兹冯科·施陶布林格：《铁托的独立道路》，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页。）在南斯拉夫， 南共领导对会谈结果流露出了“恰如其份的高兴”（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等：《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74页。）。 在莫斯科，苏联领导人虽基本接受了《宣言》，但他们对《宣言》内容“并不满意”（注：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8页。）， 认为《宣言》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注：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9页。）。 他们之所以在上面签字，是“因为他们不想两手空空回莫斯科”（注：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9页。）。显而易见， 苏联与其他许多国家对《宣言》的反应大相径庭。那么，怎样全面、客观地评价赫鲁晓夫访南以及两国间所签署的《宣言》呢？笔者认为，赫鲁晓夫的“勇敢”行动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影响深远。以下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赫鲁晓夫访南对南斯拉夫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南斯拉夫通过《宣言》，在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注：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9页。）。 《宣言》所规定的：社会制度差别问题，采取不同方式发展社会主义问题，是完全属于各国自己的事情。这是铁托生平事业中最大的胜利，也是共产主义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使苏联不仅承认了南斯拉夫的独立权利，而且接受了共产主义世界内一切国家都是独立的这一原则。这就标志着，苏联凌驾于其他共产党国家之上并拥有最高权威这一理论从此告终（注：菲利斯·奥蒂：《铁托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1页。）。
    第二，苏联领导人在《宣言》中第一次“以明确和公开的方式接受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注：杜尚·比兰吉奇：《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史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8页。 ）。这不仅对苏南两国相互关系，而且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现代史研究所编：《铁托自述》，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14-315页；《铁托选集》（1952-1960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页。）。尽管在后来的外交活动中， 苏联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仍时有表现，但苏联领导人亲自访南登门道歉这件事本身意味深长。它是对苏联一个时期以来对待一个坚持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错误态度的一种批评和自省。正因为如此，《宣言》被南斯拉夫人看作是“某种社会主义的‘大宪章’”（注：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9页。）。
    第三，南斯拉夫从苏南关系改善中得到了诸多实惠。首先，铁托要求赫鲁晓夫解散“欧洲共产党情报局”，这在翌年（1956）年4月17 日实现了；他要求与苏联的卫星国实行经济合作，这也恢复了；他要求遣返1948年以来一直未让离开苏联的南斯拉夫公民，苏方亦作了让步（注：菲利斯·奥蒂：《铁托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1页。）。其次，双方签订了一系列经济、贸易和财政协定（注：[苏]《真理报》1955年6月3日；《苏联对外政策编年史（1917-1978）》，第131页。），使苏南两国间的贸易有了广泛发展。这些协定包括：“ 在南斯拉夫建设价值一亿一千万美元的工业企业，总额五千四百万美元的商品贷款、科学和技术合作，价值三千万美元的黄金或外汇的贷款，原子能方面的合作等。除此之外，还签订了有关建设铝厂和化肥厂的专门协定等等。”（注：《铁托选集（1952-1960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4页。）最后， 莫斯科还向南斯拉夫做了一个友好姿态：一笔勾销南1948年以前所欠苏联的债务，“总额为九千万美元（注：兹冯科·施陶布林格：《铁托的独立道路》，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 175页。）。铁托在评述此事时说；“这不是某种‘战争’赔偿，而是他们体谅我们1948年以后的困难，勾销了这一大笔数目债务，使我们今天不欠他们的债，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件大好事。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姿态，在我看来，这对于我们今后的发展十分重要。”（注：兹冯科·施陶布林格：《铁托的独立道路》，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75-176页。）因此，铁托1956年2月11 日在《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信》中表示，他对于两国关系的“逐渐和不断的改善感到满意”（注：《铁托选集（1952-1960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页。）。
    第四，苏南关系改善，促进了南斯拉夫与人民民主国家关系发展。1956年至1960年间，南斯拉夫先后与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恢复、建立或发展了外交关系（注：《铁托选集（1952-1960 年）》，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4-185页。）。值得注意的是，南斯拉夫与人民民主国家关系正常化，“丝毫未影响”南斯拉夫与欧美国家业已存在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合作”。因为，这种政治关系与经济合作有其植根基础，即“在双方关心的一切问题上实行互利”（注：《铁托选集（1952-1960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7-178页。）。曾两度出任南斯拉夫驻苏大使的韦利科·米丘诺维奇就此评论道：“如果改善我们同苏联的关系的结果是使我们同西方和美国的关系恶化，那么这种改善就很不值得，就是于我们有害的。对于南斯拉夫来说，具有根本性和持久的意义的是同双方保持良好关系，而不是同一方改善关系来搞坏同另一方的关系。”（注：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64页。）这一评论说明：苏南和解之后的南斯拉夫外交，已经完全走上了独立、自主、灵活务实的轨道。
    （二）赫鲁晓夫访南使苏联的收获亦“彰明较着”（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等：《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
    其一，苏联承诺南斯拉夫可以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对赫鲁晓夫来说，是其策略上的一步棋。在他正逐步开展的非斯大林化方案中，南斯拉夫和铁托起着重要的作用。非斯大林化与同铁托和解，对赫鲁晓夫来说，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在这两件事上，他感到重要的是消灭他在莫斯科的内政对手。因此，在这场游戏中，铁托“成了赫鲁晓夫最重要的同盟者和帮手”（注：卡尔·古斯塔夫·施特勒姆：《铁托与南斯拉夫》，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6页。）。
    其二，由于摒弃了欺压邻邦小国的政策，苏联的道义地位得到了改善（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等：《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前已述及， 南斯拉夫同印度、埃及和其他中立国关系密切，因此，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之间建立友好关系，对苏联同亚洲、非洲不结盟国家的合作政策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资本。在这方面，苏联显然巧妙地比西方人占了上风（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等：《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44页。）。赫鲁晓夫访南结束后， 又对印度等亚洲国家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访问。毫无疑问，赫鲁晓夫在新德里成功地抬高了贝尔格莱德之行成果的价位，因为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有助于说明：“苏联对印度以及对亚洲其他新兴国家的政策朝好的方向发生变化。”（注：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1页。）英国学者分析认为，铁托与万隆会议参加国建立关系，“很可能是促使苏联同南斯拉夫重新和好的因素之一；因为从苏联的观点看，它的行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赢得不结盟国家的好感，而弥合同南斯拉夫之间的裂痕，无疑被它们视为安抚人心的一个重大步骤。”（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等：《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70页。）这一推论， 看来是有根据的。
    其三，当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在《贝尔格莱德宣言》的一些原则问题上满足了铁托之后，苏联也获得了南斯拉夫对其外交政策的大力支持。此项政策涉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一些国家要求获得联合国席位问题；限制军备问题；以及在遵照有关人民的意愿和合法权利的情况下解决德国和台湾的问题（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等：《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
    （三）赫鲁晓夫访南萌生了对社会主义实现形式多样性认识。
    苏联代表团在会谈之余，曾应邀参加了由南斯拉夫领导人安排的一次去各地访问的旅行（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547页。）。 赫鲁晓夫因而“有机会亲眼目睹了南斯拉夫在经济方面采取的许多新的、不寻常的措施”（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554页。）。 他对南斯拉夫社会自治、发展旅游、轻工业生产管理等方面所采取的许多措施“深感兴趣”（注：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一位高级顾问的回忆--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6-57页。）。他说，虽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方法的大胆试验，“并非在所有方面都是成功的”（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556页。）。但是， “不能否定南斯拉夫人民在自己的道路上所取得的一切，不能局限于相互指责和责备，任何人也不能自以为掌握着真理，把别人的经验说成是修正主义或是引进资本主义。”（注：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一位高级顾问的回忆--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因为，南斯拉夫的实践已经证明：“建设社会主义有各种各样的方法。适合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千篇一律的样板是不存在的。”（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562页。）所以， “不应该给世界上所有国家造出一个统一的模型、统一的模式，并由此立场出发，把不能套进这一统一模式的做法当作非社会主义的东西加以谴责。”（注：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一位高级顾问的回忆--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赫鲁晓夫认为，南斯拉夫所采取的新经济措施，“至少是对苏联经济管理作出有益贡献的一个开端，否认这一点是没有意义的（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555页。）”。他建议，苏南两国“深入地研究彼此的经验，学习那些被证明是有用的经验，是有好处的。”但是，这种相互学习必须遵循“自愿”原则（注：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言论》第4集（195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5年版，第1239页。）。应当承认，赫鲁晓夫访南期间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实现形式多样性的认识，不仅十分正确，而且也难能可贵--这是赫鲁晓夫社会主义建设思维中的闪光点。
    （四）赫鲁晓夫访南导致了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独立意识增强。
    英国着名国际关系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雷切尔·F.沃尔在评论苏南重建友好关系时说：“这一行动必然会对其他共产党国家，特别对那些有民族主义传统倾向的国家产生影响；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则可能会感到，对莫斯科无须那么卑躬屈膝。”（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等：《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这一评论符合实际， 苏南和解的重要性超越了双边关系的范围，它代表着苏联内部非斯大林化运动的一个侧面，而这一运动作为东欧其他共产党政权即将实行自由化并减少对莫斯科依赖程度的信号，而赢得欢呼（注：斯蒂芬·克利索德编：《1939-1973年南苏关系（文件与评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4页。）。因此， 在赫鲁晓夫访南之后，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及它那种甚至为美国和西方大国所容忍和支持的不结盟共产主义，“成了东欧所有那些想摆脱苏联霸权统治的力量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榜样”（注：卡尔·古斯塔夫·施特勒姆：《铁托与南斯拉夫》，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2页。）。这些国家纷纷为其国内所谓“铁托分子”、“英美间谍”、“民族主义”分子恢复名誉，结果使得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国政权赖以支撑的意识形态结构在内部崩溃了，因为这些政权一方面在为“铁托分子”平反；另一方面，又必须为其过去反铁托主义的清洗审判和处决进行辩解。 加之这些国家经济不景气等因素， 从而陷入动荡不安的境况。1956年波、匈事件相继发生，使苏联领导人望而生畏，他们向卫星国发出秘密指示，警告他们不要步南斯拉夫人的后尘，并且重申，莫斯科有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居于高于别人的地位（注：斯蒂芬·克利索德编：《1939-1973年南苏关系（文件与评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4页。）。基于这一认识，赫鲁晓夫对1956 年“十月的波兰春天”曾拟以武力进行干预，但未成功。最后，只好默认了波兰改革派的独立要求（注：拙着：《赫鲁晓夫与1956年“十月的波兰春天”》，《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10期。）。但在稍后的匈牙利事件发生时，苏军则毫不留情地用武力镇压了那里的人民革命。这表明：“独立也适用于南斯拉夫以外的国家这个原则纯属幻想。”（注：菲利斯·奥蒂：《铁托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1页。）鉴于此， 我们有理由认为：“《贝尔格莱德宣言》成为对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后果最严重的政治文件之一。”（注：卡尔·古斯塔夫·施特勒姆：《铁托与南斯拉夫》，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2页。）综上所述，不难看出：1955年赫鲁晓夫同铁托和解，不仅对苏南两国政治经济，而且对当代国际共运、当代国际关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充分认识赫鲁晓夫访南历史意义的同时，也应指出：赫鲁晓夫后来并未完全按照《宣言》的有关规定去处理两国关系。1956年，赫鲁晓夫又公开要求南斯拉夫重返社会主义“阵营”，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利益问题上，“协调是必要的”（注：卡尔·古斯塔夫·施特勒姆：《铁托与南斯拉夫》，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8页。）。但南斯拉夫却一如既往，在外交政策上坚持自己“特殊独立的立场”，并“自行其是”（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552-553页。）。从而在苏南之间“留下了一个没有扑灭的火星。”（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 552页。）这也正是1955年以后，两国关系“始终在冷淡与有分寸的友好之间摇摆”（注：菲利斯·奥蒂：《铁托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3页。）的重要原因。联系上述1956年赫鲁晓夫对待波、 匈事件的态度，以及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粗暴干涉其改革的事件，则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赫鲁晓夫与其前任斯大林和后继者勃列日涅夫一样，在外交和实力政策方面，绝没有用不同的范畴进行思考，即必须按照他的国家和党的至高无上的利益处理一切国际事务，赫鲁晓夫仅仅是在方法和立论的主观情绪方面有别于他的前后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