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上的出席率与他参与战时外交的密切程度绝不成正比，这一点可由以下这组数据加以证明。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是目前已经出版的收录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史料量最多、最权威的档案集。《战时外交》共3册，计收史料1697条，其中与蒋介石直接相关的共计1430条，比例高达84.3%，所占比例之高令人瞠目。而蒋在涉及财政、经济援助的史料中出现的机率相对较低，不到67%；但在军事援助、军事协作等问题中，与蒋直接相关的史料所占比例高达98.5%。《战时外交》中所收史料多为电文和函稿，其中以郭泰祺、顾维钧、魏道明等驻外大使为代表的职业外交官多数来电仍依程序发往外交部，而象宋子文、孙科、杨杰和张冲这样的“特使”，他们99%以上的电函都是直接发给蒋介石的。（注：根据《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第1、2、3册统计。）当然由于《战时外交》史料主要来自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的档案资料，其取材“以中国国民党与中华民国政府决策阶段之原始资料为主”，使得与蒋介石直接相关的内容的比例显得特别的高。（注：《初编·战时外交》，第1册，序言。）但反过来也说明，蒋介石在战时外交决策中所起的作用绝对是至高无上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致蒋的电函中，称呼各有不同，最常见的就是“蒋委员长”，到后期蒋出任国民政府主席才多改称“蒋主席”。改称“国民政府主席”，说明蒋介石虽多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本职兼揽党政军大权，但在处理外交事务时，他更愿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出现，因为按照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国家元首在一国的外交事务中拥有特殊的地位。
        1941年12月，宋子文以外交部长身份长期驻美，蒋介石自兼外长后，外交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间的关系变得有些尴尬，这给重庆的外交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如王世杰就在日记中抱怨：“蒋先生重任外交部部长后，外国驻渝使节，似感不便，以一切商谈颇无转圜余地也。闻英使卡尔即对人如此表示。”（注：《王世杰日记》，第3册，第231-232页。）又如1942年8月巴西对德国和意大利宣战后，中方想要有所表示，但国防最高委员会对“表示”的规格举棋不定，因为“外交部长宋先生在美国，部长的职务由委员长兼理，”如果“要向巴西表示”，由蒋介石直接去电规格太高，“由宋先生打电报去了已可以；或是训令驻巴西公使，到巴西政府去表示也可以，不必由委员长去电。”（注：（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藏国防档001-49，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速纪录，1942年8月31日。）如此简单的外交仪节，在当时的中国亦需最高决策机构反复讨论，可见外交事务的缓冲地带确已丧失。蒋介石兼代外长前后时间长达三年，国民政府内也不无有识之士对此存疑，如王世杰就认为“在外交方面，宋子文部长又无回国意，一般颇觉诸事集于蒋先生事身，殊非善策”，“但亦无人坦直近言”。（注：《王世杰日记》，第3册，第266页。）
        三、蒋介石的“人身外交”（注：“人身外交”这一说法取自黄仁宇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一书，黄仁宇在书中对这一名词并无明确定义，只是以蒋抛开正常的外交途径，而将外交大事于家信中托付夫人、妻姐和外甥等为例加以说明。以笔者理解，所谓的蒋介石的“人身外交”一方面是指蒋本人在外交上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办事作风；另一方面则是指蒋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往往抛开官方的正常渠道，过多地依靠非正规途径的作法，如夫人外交、私人特使外交和由侍从室执掌外交大权等等。）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的本兼各职几乎可以“浩如烟海”来形容，例如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而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再兼中央大学校长，并兼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其职位之不分大小上下，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空前绝后的。翻阅战时档案随时可以看到，“下一级的蒋介石呈文给上一级的蒋介石”。（注：张令澳：《侍从室回梦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页。）“上一级的蒋介石”和“下一级的蒋介石”以各种身份涉足外交决策、执行和监督，使外交决策权变得空前集中，也使外交行政或显得无比繁复，或变得出奇简约。
        有时，蒋介石将外交事务视作家事一般，将国家要务在家信中附托亲友。如1938年1月14日，他致电在香港的中央银行秘书孔令侃，要其转信给同在香港的“三姨母”宋美龄，谓“现在急需步枪三十万杆，每杆配弹一千发；自来得手枪三万杆，每杆配弹一千发；重机枪二万挺，每挺配弹一万发；法国迫击炮五百门，每炮配炮弹二千发；三生的七口径战车防御炮五百门，每门配弹一千发。请在港设法购买为盼。”（注：（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上），第163页。）国民政府设有专职机构负责军火贸易，但如此价值数千万元的大宗军火，蒋介石却“以乡人进城托买衣饰鞋袜之姿态，通过家人行之”，真是不可思议。（注：《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182页。）蒋介石如此作法一方面固然因为战事紧急，孔、宋两家在处理对外事务时有很大的活动能量，但也流露出蒋介石“家天下”的心态，在他想来家人、亲友参与国家大事，就如同处理家事一般顺理成章。
        再如，1942年12月，宋美龄以治病名义赴美，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谓：“内子非仅为中之妻室，且为中过去十五年中，共生死，同患难之同志，对中意志明了，当非他人所能及。故请阁下坦率畅谈，有如对中之面罄也。”（注：（日）古屋奎二编：《蒋总统秘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1978年译印，第十二册，第45页。）可见，在他的眼里国事与家事密不可分。对此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有着深切的感受，他在日记中记道：“布雷先生语我，委座处理政治，如同处理家事，事事要亲自处理，个人辛苦不辞，但国家大政，不与各主管官商定，恐将脱节。”（注：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4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