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宋子文抵美后不久，胡宋之间迅速地产生了摩擦。“据云曾有白宫宴客时，驻美大使馆开去之名单，竟将宋之名置于秘书之列；以及宋当时欲走访罗斯福总统、国务卿赫尔及财长摩根索时，大使馆不为其办手续”等。（注：《宋子文与战时外交》，第351页。）而宋子文也毫不客气地完全抛开胡适，迅速地织就了他在美国的关系网，这就是后来的“院外援华集团”的雏形。虽然宋子文一再要求以施肇基取代胡适，但这时的蒋介石虽在争取美援上给予宋子文极大的自主权，请美国驻华大使高斯电告美国政府，宋氏可与美“直接交涉”，而且“不使胡大使参加亦好”。（注：（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筹笔，第14763号。）但却无意撤回胡适，希望胡适在美对宋形成制衡。
        直到1941年5月2日，重庆方面才致函赫尔通知美国政府，“宋子文博士已被正式任命担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经理人、代理和代理人，按照1941年3月11日的租借法向美国或美国的任何机构或媒介取得和接受援助。”（注：《美国外交文件》，1941年第5卷，第640页。）宋子文在美的外交活动终于在法理上得到了肯定，蒋介石也坚定了使用宋氏外交的决心。当年年底，宋子文得以出任外交部长，“这标志着宋子文正式重返国民党中央政权的决策层，”（注：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8页。）而身为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得以利用其特殊的地位，进一步将胡适排除于正常的外交事务之外。1942年8月15日，蒋介石决定免去胡适的大使职务，以魏道明继任。制度外的非常规外交途径重新纳入了制度之内。
        宋子文长期驻美，蒋介石兼代外长，在当时已遭诟病，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宋子文的长期驻美并非如此百害无利，先不论宋子文在对美外交中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就是它实际造成的内外两个外交部长局面，也为实际的外长蒋介石在处理对外事务时，赢得了一定的缓冲时间与空间。比如1942年初中美就签署5亿美元“财政援助”谈判时，因是否应该保留条件发生重大分歧，宋子文在美一直搪塞美国财长摩根索，最后甚至以蒋介石出访印度“只带去了旧的密码本，我不敢用旧的密码与他传递重要文件”，作为挡箭牌，为谈判赢得了缓冲。（注：Morgenthau Diary,China,Dacapo Publication Ltd,N.Y,1974,P.712～713.）
        胡适与宋子文之间的互不相容，固然与两人截然不同的性格、处事方式和外交理念息息相关，但蒋介石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胡宋之争中，蒋介石最终抛弃了大使，但是在顾维钧与杨杰之间的冲突中，常使却最终占了上风。1939年初，为了促成中法军事合作，蒋介石派驻苏大使杨杰以特使身份赴法。杨杰抵法后，曾毫不客气地知会顾维钧他在法国的活动是“按照委员长的命令”，“秘密商谈获得军事技术合作和军需供应，包括运输到中国等事宜”。而且他所涉及的“所有谈判情况都应直接地和秘密地向委员长和行政院长孔祥熙报告，而无须通知大使馆。”随后，杨杰在法国的活动是在抛开顾维钧和中国驻法大使馆的情况下，完全秘密进行的。（注：《程天固回忆录》，第376页。）
        但是缺乏外交经验的杨杰却险在一宗借款上被骗，蒋介石不得不派国民党中执委程天固以“行政院高级顾问”和“外交部特派视察员”的身份来到巴黎，专门调查杨杰在法国的行为。（注：《程天固回忆录》，第322页。）顾维钧在巴黎很好地协助了程天固的调查，而且最终证明向杨杰提供货款的荷兰银行家有诈骗嫌疑。于是，杨杰在法国的努力终成泡影，不久之后杨杰被召回，驻苏大使之职也被邵力子取代。而蒋介石也将继续与法国政府洽商军事合作事宜的权力交给了顾维钧。杨杰一案令顾维钧感叹良多，身为传统职业外交官，顾维钧对派杨杰这样所谓“特使”出使国外，一直持保留意见，他在回忆录中记道：“这也是派一个完全外行的军人到国外去当外交代表所不免要付出的代价。虽然在外交队伍里也有几位很能干的高级军官，但是你根本无法断定在关键时刻他会说出什么或做些什么。”（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5-126页。）
        从“胡宋之争”和“顾杨冲突”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特使与常使间发生冲突时，蒋介石并不会特意地偏袒特使，他在战时频繁地派出特使，也并非故意不尊重现有的外交制度。这一方面表明蒋介石不讲制度、蔑视传统的作风；另一方面也显示出随着新一代外交人才的成熟，国民党高层可以选择的外交人才和方式的多元化，这也是战时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结语
        套用邓小平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一切标准”，评价一种制度，其实践的效果不能说是唯一标准，也是相当重要的一项指标。大多数的学者和他们的研究成果都给予了战时外交积极的评价，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战时外交制度的成功。
        战时外交“显示了近代以来少有的主动性”，它不是简单的“冲击-反应”，已经开始主动出击，重庆方面能够“越过正常的外交途径，直接与外国政府交涉”。战时外交还“显示了它少有的灵活性。它不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异同和历史上的恩恩怨怨，而着眼于现实的国家利益。根据不同的对象，确立不同的外交方针。”（注：王建朗：《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292页。）而蒋介石的“人身外交”无疑是中国战时外交“主动性”和“灵活性”最集中的体现。蒋本人常自诩是“革命外交”者，认为“革命外交不能待有把握后再事进行，应先由我发动，促其成功，方得不蹈旧式被动外交之覆辙也。”（注：（台北）“国史馆”藏大溪档案文物图书《蒋介石事略》，1938年9月19日。）也正因为蒋的“人身外交”使得国民政府能够利用制度内外的各种外交渠道，拓展对外交涉的领域，丰富对外交涉的形式。因此“主动性”、“灵活性”一定程度上受益于蒋介石亦是毋庸置疑的。也就是说蒋介石的不按规矩最后反成规矩，他在有意无意间破坏的制度最后却形成了新的制度，从而激发了战时中国外交的能动性，在这一点上，制度与人的互动作用显而易见。蒋介石在战时的高度集权，使他有能力变通制度、利用制度、创造制度。正是制度内所赋予蒋介石的权力为他提供了外交上能够有所作为的空间。但遗憾的是，蒋介石对于“元首外交”的“滥用”几至“事必躬亲”，结果演成了“人身外交”，这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元首外交”理应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战时中国外交在中国现代外交史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其所取得的成果是公认的。战时外交其任务之重前所未有，其机遇之好有目共睹，那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成功绝不是仅仅靠蒋介石和他的外交官、特使们所能完成的，中国各族人民的英勇抗战是影响中国进退的最根本因素。“中国战时大国地位的取得，是中国人民为挣脱殖民枷锁、争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长期斗争的结果。”（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2-4页。）
        从本文的角度来看，战时出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一代“外交家”与战时特有的外交制度并不是偶然的，它一方面受战争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整个中国外交制度嬗变演进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