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唯如此，蒋介石对战时外交事务的处理程序亦多有干涉。程天固任中国驻墨西哥公使时，巴拿马发生排华事件，外交部要程往巴处理，因巴拿马已驻有中国公使，程恐有“越俎代庖”之嫌，推辞不往。结果蒋介石急电程天固，“饬令速即前往交涉勿延”。程天固惊讶之余只能前去，但他后来知悉，因在巴拿马的华侨侨团直接向蒋介石呼请程氏出面调解，“故蒋氏不问手续，复不经过外部核办，乃有此直接之电令。”程天固感叹：“我国政府之办事，多不讲究手续，而使外放代表或官员，办事不无困难和棘手。”（注：程天固：《程天固回忆录》，（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460～461页。）
        这种“不问手续”可以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在战时外交中所起的作用证明。侍从室中与外交关系最密切的当属第二处，它负责党务、政务、外交和情报工作，处长一直由陈布雷担任，蒋的来往电函均通过侍从室上呈下达，“凡是有关党政各部门向蒋委员长提出的报告或请示，包括情报在内，都由第二处先整理或加注意见，然后呈报。”（注：蒋君章：《布雷先生的风范》，（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4期。）同时，由于战时大量有关外交事务的重要函电都越过外交部，而直接发给蒋介石本人，也就是发往侍二处，这样侍二处就拥有了对外交事务的“签注权”，他们的意见往往能对蒋介石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而且侍二处的第五组，其全盛时期曾设有八大秘书，都是留学各国的专家和学者，有留日的罗贡华、留英的徐庆誉、留苏的高傅珠、留法的何方理、留日的傅锐、留德的徐道邻、留美的张鼎彝和留日的李毓九，“他们专供蒋介石关于国际问题的咨询，类似外交智囊团。蒋介石召见他们，提出问题后，只是洗耳恭听，不插话，不表态，听他们讲述后，从中分析利弊。”（注：居亦侨口述、汪元舟整理：《我所知道的侍从室》，（台北）《传记文学》，第55卷第4期。）这样，侍二处在外交事务上实际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与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的“有策难决”相比，蒋介石官邸每周一次的工作晚餐对战时外交事务的影响力可能更强。蒋介石往往“利用吃饭的时间，邀约一些高层官员或学者、名流、社会贤达共餐，听取他们的意见，或有所咨询，供他决策参考。”有些重要的外交决策就在饭桌上作出。（注：《侍从室回梦录》，第27页。）
        除侍从室外，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在战时外交中亦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参事室成立于1938年6月，“专门考虑重要政治外交经济等问题”，分为“政治、外交、财政经济、教育文化四组”。（注：《王世杰日记》，第1册，第257页。）在参事室下汇聚一批外交专才，与委员长官邸工作晚餐类似，参事室的不定期聚餐常常有“各院部长官”参加，对外交决策的作用举足轻重。（注：《王世杰日记》，第2册，第282页。）《王世杰日记》中随处可见参事室开会研讨外交事务，如1938年4月29日讨论埃塞俄比亚问题，如1938年6月17日商谈苏联援华事宜，如1939年1月14日会谈“力促外交部向国联提出请求财政经济援助方案”，如1941年5月12日向蒋介石“提一利用英美外借款计划”，如1943年9月26日蒋介石直接将《四国宣言》草案交参事室研究等等，不胜枚举。（注：《王世杰日记》，第1册，第257页、第287页；第2册，第15页、第52页；第3册，第73页等。）
        参事室先后由朱家骅和王世杰出任主任，他们也就成了战时蒋介石最重要的外交事务幕僚。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朱、王都曾留学欧洲，但战前均无外交行政经验，却能如此深入地涉足外交事务，王世杰还于战争末期出任外交部长，无疑都与“蒋委员长”的青睐有加密不可分。而与这种“青睐”对等的是蒋介石对部分所谓的传统职业外交官的“嫌恶”。蒋曾经记曰：“中国外交人才，怯懦无骨气，无责任心，惟私利是图，徐谟之胆小如鼠，尤为可鄙。”（注：（台北）“国史馆”藏大溪档案文物图书《蒋介石事略》，1938年10月1日。）他认为“中国从前的外交人员，尤其甲午以来的外交人员，就是抱着这自居卑下，甚至枉屈自全的心理，以为外交无法转变国家的形势，所以自前清以来，一切事业，都无进步，而以外交落后为尤甚。因为外交人员怀了这种错误的心理，所以行动就缺乏勇气，处事就没有刚毅精神，不能发扬国家的威信，达成政府的使命。”他对大多数职业外交官“总还脱不了旧官僚与政客的习气，生活不能紧张，心理不能改革，办事松懈因循，不切实际”尤为不满。（注：《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8，演讲，《外交人员的修养》，第467-469页。）
        在蒋介石直接、单独对外时，他更乐于使用非正规外交途径，如在对美外交中，他曾请罗斯福担任中国与“各国中介”，他坦言无所谓什么“外交形式”，只是他“个人贡献之意见与希望，……而非正式外交途径所可言也。”（注：《初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88页。）再如聘请拉铁摩尔担任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就是为了与罗斯福“发生个人直接关系故”。（注：《初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726页。）拉铁摩尔抵华后与中国外交部和美国驻华使馆的联系都很有限，而“主要同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博士和国民党中央计划委员会主任王世杰博士联系。”（注：（日）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7页。文中之“中央设计委员会”应为“中央设计局”。）而这“两王”正是蒋介石在重庆开展外交的“左膀右臂。”
        战时的中国，不独参事室和侍从室，众多具有外交职能的党政机关和他们在海外的派驻机构与特别代表都对传统外交渠道展开竞争，特别是那些有权收集评价情报、传播信息、对外宣传和争取外援的机构。他们在数量上甚至已经超过了职业外交人员，这些外交的“外围人物”更多地为蒋介石所倚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常设外交机构和职业外交官的作用，但也为蒋介石的“人身外交”奠定了技术和人员的基础。在内，除外交部外，国防最高会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侍从室和外事局等机构都可以直接参预外交；在外，除了驻外的大使、公使外，在对美关系上蒋介石可以倚重宋美龄、宋子文和商震，对英有杭立武和王世杰，对苏有孙科和杨杰，对德有李石曾和蒋百里--如此庞大的非职业外交人员群体，使蒋介石在选择外交途径时游刃有余。而且围绕在蒋介石身边的外国顾问--如拉铁摩尔，也使他获取外交信息的途径变得更加多元；诸如居里、威尔基等穿梭于重庆、华盛顿之间的外国特使，更使得蒋介石有能力绕过常规外交渠道，从容地施展他的“人身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