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理论框架的运用及其缺陷
        1.革命与反革命：革命史框架（注：笔者在此使用“框架”一词，系指研究者在其论文或专著中采取了某种理论概念、模式或者架构，其使用或借用现成，或者是由论者本人重新定义。使用该词主要是试图归纳现存的一些研究路径，其意思或者与现在学界所用的“范式”、“典范”等词类似。）
        前文已经提到，早期中国商会史研究主要是作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被开拓的，商会成为对资产阶级进行集团分析的一个标本。而分析的动机多出于更加清晰地了解资产阶级的政治动向。所以时段上、价值取向上均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此前讲“民族资产阶级”，其所指多停留在“维新派”、“革命派”以及知识精英身上，而真正的商人反而被淡忘。商会史的研究者将“民族资产阶级”的主体重新提出，从而根据新的基础来判断“民族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的特点（注：参见皮明庥《武昌首义中的武汉商会和商团》。）。讨论初期，论者常从商会会董的出身判断商会主要是由上层资产阶级代表还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所控制，或者商会究竟算不算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团体”（注：胡光明等人提交1983年6月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的论文。转引自朱英《清末商会研究述评》，112页；冯崇德、曾凡桂，前引文。徐鼎新从一开始便把商会视做“民族资产阶级”团体。参见氏著《旧中国商会溯源》。），并进而分析其政治态度，或分析商会领导成员中买办势力的有无，以作为判断其革命性坚定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尺（注：屠雪华：《略论清末的苏州商务总会》，《近代史研究》1992年4期。）。其目的多在修正商会被“大资产阶级”与“大买办”控制的观点。
        后来，更多的论者则认为商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独立阶级队伍的形成”，或者资产阶级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过渡（注：朱英：《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7页；虞和平：《商会与中国资产阶级的“自为”化问题》，26页。）。研究者的笔下，商会成为“资产阶级争取政治地位与利益，以及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斗争的重要场所”（注：徐鼎新：《旧中国商会溯源》，135页。）。论者一方面承认商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有一定的促进经济发展的“进步性”，体现了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但亦认为它无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制约，政治上表现出很多的“软弱性”（注：如姚会元《上海近代商会在稳定金融中的作用》，41页。）。有论者进一步从商会的内部结构上来分析其中的原因，如“商业资产阶级”与“工业资产阶级”的比例等等（注：朱英：《清末商会与辛亥革命》，80-82页。）。
        多数商会史研究学者把商会与政府的离合作为判断其政治独立性或进步与否的标尺，并影响到他们对商会政治参与活动轨迹的描绘。如不少人认为1927年后商会之所以最终走向“衰亡”即是由于其对“国民党政权的依附”（注：徐鼎新：《关于近代上海商会兴衰的几点思考》，11-18页；胡光明：《论国民党政权覆亡前的天津商会与工业会》，79页。）。受这种观点影响，学者似乎觉得1928年的商会已无多少研究的价值。所以一些学者研究商会多以1928年为界线，认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国家政权的严密控制，上海商会逐步走向衰弱，“总体上已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注：徐鼎新：《关于近代上海商会兴衰的几点思考》，84-88页。）然一旦研究视野突破“革命中心主义”，情形或许便有些不同。如顾琳对直隶高阳商会的研究，叶汉明对山东潍县商会的研究，便让我们看到：1927年或1928年也许不能作为一个绝对的分界线，此前此后商会的连续性或许更值得重视（注：前引叶汉明论文及顾琳有关高阳商会的研究。）。
        有时分析商会对社会经济的推动，未必一定从“革命者”的立场来推导，或许可从商会自身实在的活动来分析。如章开沅曾从商会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来透视其潜在的“革命性”，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注：参见章开沅为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一书所撰序言。该书，3页。）。
        2.现代与传统：现代化的框架（注：本文中，笔者基本上将“现代化”与“近代化”视做一词，即"modernization"的不同译法。所以有时根据不同的作者而有不同的引用。）
        1980年代末，“现代化”的分析框架开始在中国商会史研究者中兴起。开始，一些论者着重讨论的是商会组织的“近代性”与“传统性”，尤其在商会与“行会”关系问题上（注：如朱英《清末苏州商会的历史特点》，《历史研究》1990年1期，143页；又《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324-329页。）。稍后，即有学者提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概念，并认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以商会成立为形成的标志）是“早期现代化的主干载体”（注：参见马敏《名不符实的主干载体--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在近代化中的角色》，《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6期；又氏著《过渡形态》，222-234页；朱英：《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17页。）。虞和平则用现代化理论，从“商会与资产阶级自身现代化”以及“商会在早期现代化中的作用”两个层面，对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析，建立了此一论式的主流地位（注：参见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