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的经济功能尚需认真讨论。在地方经济网络中，商会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商会与行业性会馆公所以及行业公会之间，职能上如何分工？商会与地方实业的提倡与发展关系如何？作为一种市场中介组织，商会无疑能起到节省交易成本的作用。那么，在哪些具体方面，商会发挥了此种作用？它们又是通过何种途径，来达到此种目的的？对商人而言，加入商会究竟有哪些实际利益？是否可以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考察入会对商人的意义？这些问题均需要个案研究的支持方能弄清楚。
        民初的社会动荡中，商会地位日隆，地方军人与官吏均借重商会稳定地方秩序并获得财政支持。而地方普通商民亦须借商会保护安宁，与军阀甚至土匪交涉。这时的商会与其他时期的商会在功能上是否有所不同？各地商会在处理社会秩序危机时，有哪些具体办法？成效如何？又如在民初风起云涌的抵制外货运动中，商会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商会与政府、学生、党人的态度有何区别？商会又如何处理各行业商人在此问题上的矛盾？
        对商会内部的研究，似仍较缺乏。中国数以千计的商会，它们的内部运作是否有一定的规律性？商会职员的选举是如何进行的？尤其是在普通的地方商会，选举是否真的具有“现代民主性”？商会中行业、地域、家族等因素对商会内部运作有何影响？各地商会组织是如何获得并行使其权力的？更重要的是，任何一个集团均是由个体所构成，讨论商会自然不能脱离对组成商会的次一级商人集合体（如会馆公所、行业公会、公司等）以及具体的会董会员的考察，他们是如何参与商会的活动，其间的互动关系又如何？均需要深入研究。
        至于已有的商会研究在地域及时间上的缺漏，笔者在以前的评论文章中已有提及，本文不再赘述（注：参见冯筱才《中国大陆近代商人之研究》，97页。）。值得关注的是，可能由于资料发掘尚不够，近几年讨论商会史的论文绝大多数仍未能突破二三大城市的范围，时间上仍未能向下延伸，如1927年以后中国各地的商会组织究竟是什么状态，我们所知仍非常有限。
        2.资料的发掘与编纂
        新史料的发现与利用无疑是促进研究深入的一大前提，但是自1998年《天津商会档案资料汇编》的工作结束后，商会档案整理似乎又冷却下来。其他，像商会相关研究文献索引的编制，商会史有关出版物的搜集，全国各地档案馆的商会档案数据的统计等工作尚未着手进行。笔者建议，为解决史料缺乏问题，目前不妨先由各地商会史研究学者，统计当地档案馆与图书馆等所收藏的与商会史有关的档案及资料；再汇总编纂一份全国范围的商会史研究相关史料目录提要（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商会史研究中心已在做资料的搜集复印工作。目前该中心已复印了《华商联合会报》、《江南商务报》、《商业月刊》、《中国实业杂志》等几种重要刊物。）。甚至可以利用互联网建立商会资料目录库，供学者在线检索查阅。条件稍成熟，亦可集中影印出版一批重要史料。如果能够群策群力，建成这样一个动态的资料库，并及时交换史料发现及研究进展信息，相信一个高质量的商会研究群亦可借此形成。
        3.理论与方法的重视
        近年来，国内史学界愈来愈强调学术规范。学术规范中，理论与方法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前者而言，笔者并不反对在中国商会史研究中借用西方的理论概念或体系，但认为首先应对照本土情境，认真考察概念或体系的适用性，并且予以适当的重新规定。理论的适用性终究需要用中国本土经验来验证。一些学者对理论的引进或者创新非常有兴趣，但可能会忽视以扎实的史料来做证明的工作，以致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可能出现脱节。当然，最好我们能发展出一些基于中国商会本身历史的概念，甚至构建一些基于精细个案研究的“本土理论”，从而深化对中国商会的认识。这需要商会史研究者共同努力。
        方法论的重要性亦会日益被研究者发现。实际上，不同的研究者可以对相同的史料做出完全不同的解释，但哪些解释最接近历史的真实，却与论者的研究视角以及使用的方法密切相关。笔者认为，要祛除上节所指出的方法论上的种种问题，首先要将商会史研究置于恰当的天平上，对商会的角色与功能有一个恰当的定位。其次，商会研究要特别重视比较分析，以免犯片面归纳的错误。比较研究需要认真掌握相关的研究成果。如中外商会比较方面，应对国外已有的商会研究成果有充分的掌握。这一百年来各国的商会组织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对外国商会研究的介绍与整理工作目前做得还很少（注：虞和平曾专文介绍日本学者研究商会史的动向。参见虞和平《访日归来谈商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7年6期。）。因此，稍深入一些的中外商会比较研究现在还无从谈起。
        学术是在不断的累积与反思中发展的，一定阶段研究成果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构成了后来研究者批评和继承的对象。本文的撰写，主要欲通过总结中国近代商会史研究的发展道路与存在的问题，促进此一研究领域的进步。文中提到的许多研究成果实际上代表了目前中国商会史研究成果的精华，它们在学术史上拥有自己应有的地位。从这些成果可以看到商会史研究正在渐趋成熟，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社会史等较大研究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期待着更多优秀成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