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史的具体研究则起步于商会档案的整理。1980年冬，在章开沅的倡导下，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开始酝酿与苏州档案馆共同整理研究苏州商会档案，此项工作于1982年正式启动（注：参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苏州市档案馆合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序”，1-2页；章开沅《序言》，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3页。1982年4月，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北美亚洲学会34届年会上，章开沅介绍了他们正在进行的苏州商会档案整理工作，引起不少学者的兴趣。参见《苏州商会档案汇编》第1辑，“序”，1页。）。1981年初，天津市档案馆和天津社会科学院亦把整理天津商会档案全宗列为重点项目。5月，两家单位抽调人员组成编辑组，开始工作（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卷，《前言》。）。同时，复旦大学历史系与上海市工商联合会史料室亦合作整理编辑《上海总商会史料丛编》。北京方面，则有虞和平选编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史料之计划（注：章鸣九：《商会档案整理情况介绍》，《历史研究》1987年4期；杨立强：《整理编辑中的〈上海总商会史料丛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9期。）。这些史料整理计划的推动，为商会史研究的蓬勃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981年8月，湖北省历史学界在筹办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时，曾编有《辛亥革命论文集》一册，其中即有冯崇德与曾凡桂合撰之《辛亥革命时期的汉口商会》一文，这是笔者所知国内发表最早的商会专题论文（注：此前，有沈渭滨、杨立强在《历史研究》1980年3期发表《上海商团与辛亥革命》一文，与商会密切相关。）。10月，以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为主题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武昌开幕。会上，章开沅、邱捷、丁日初等人的论文均涉及商会（注：章开沅：《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邱捷：《广东商人与辛亥革命》，丁日初：《辛亥革命前的上海资本家阶级》，均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1982年2月，皮明庥在《历史研究》发表《武昌首义中的武汉商会和商团》一文，讨论商会、商团的缘起及其在武昌起义中的表现；1983年初，徐鼎新又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期发表《旧中国商会溯源》一文，介绍中国商会的产生、性质与任务，均引起史学界注意。在1983年8月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上，有数位学者的论文讨论到商会甚或直接以商会为题（注：参见杨立强、沈渭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3年6期。）。
        在各地学者的倡议与推动下，商会渐成为“社会集团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注：罗福惠、田彤：《引进·借鉴·变化--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近现代史学鸟瞰》，《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20期，44页。），一批商会史研究的论文涌现出来。其中天津、苏州、上海三地的商会成为讨论的重心（注：如唐文权《清末苏州商会与捐税斗争》，《近代史研究》1985年3期；李茂富、廖志豪《论苏州商务总会》，《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胡光明《论早期天津商会的性质和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4期；朱英《清末商会与抵制美货运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6期；李子文《简论上海总商会“民治委员会”》，《史学集刊》1986年2期。）。
        不过此时，商会研究热尚未延及海外，笔者只发现傅士卓（Joseph Fewsmith）的专书Party,State,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1890-1930及李升辉的论文讨论到此一主题（注：Joseph Fewsmith,Party,State,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1890-1930（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5）。李升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上海总商会的政治性格》，《东洋史学研究》20辑，1984年。）。
        3.1980年代中期后的趋势
        80年代中期后，城市史的提倡，现代化理论与市民社会理论的先后兴起，均对商会史研究有不少促进。专书方面，徐鼎新、虞和平、马敏、朱英等人均先后出版了有关的著作（注：即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虞著原为作者博士论文，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8年）；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以下简称《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发表的论文数量更是大大超过此前。档案史料的出版亦初见成果。同时，相关的学术会议陆续召开，研究时空与讨论的问题均有很大的拓展。近代商会研究亦先后被列入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及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几个重要的研究群体初步形成（注：如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商会研究中心、天津社会科学院中国商会研究中心等。），中国商会史研究会亦于1998年10月在天津成立。以下就会议、史料出版、研究领域的拓展等方面做简要介绍，而主要讨论的问题则在下节专门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