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上不能孤立，时间上亦不能孤立。如对上海总商会所谓由“绅商领导体制”到“企业家领导体制”的革新转变，论者往往仅从1920年的总商会选举来做孤立的分析，但是却有意无意地忽视此后商会的实态变化。如1922年选举，即有13位1918年的原会董当选，他们所称的“绅商”无疑又占据了主导地位（注：参见张桓忠《上海总商会研究》，附录23，“上海总商会历年会董一览表”。）。所以仅从一次选举来判断商会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是远远不够的。商会的运作未必可以仅根据人事的结构来推测。更何况，1920年上海总商会职员的更迭主要受《商会法》的影响（注：参见陈三井《评徐鼎新、钱小明著〈上海总商会史〉》，陈三井：《近代中国变局下的上海》，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213-236页。）。
        一些商会史研究者似有抬高商会角色的倾向。或许是视野的局限，有的论者几乎将商会视做20世纪初期，尤其是1927年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如有论者在新近的研究中提出商会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三大贡献，特别是认为它“把纷繁无序的商业社会逐步纳入法制轨道”，似有夸大之嫌（注：徐鼎新：《商会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上海经济研究》1999年1期，67-70页。）。这些论断至少应框定适应范围，比如在上海，由于特殊的环境，新兴商会的角色非常重要。但在其他城市，可能未必如此。又如某种“意识”的“觉醒”，需要多种变因的作用，而最重要的自然是意识主体的自身教育与环境的催化。但有论者却认为“近代商业意识”的觉醒，是“作为近代新型的资产阶级商人社团”的天津商会“因势利导、着力培养”而促成的（注：孙炳芳、张学军：《天津商会与中国近代商业意识的觉醒》，《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4期，112-115页。），亦有不妥。
        某种历史现象的产生，大多是各种变数合力的作用。如商会法的制定、工商业博览会的举行或者参加、经济政策的出台等等均是政府、工商界与相关专家等各方面协力的结果，其中政府自然起着主导作用。但商会史研究者却常常过分强调商会在其中的作用，而把政府只是作为附和甚至反对的角色。
        5.总体论的倾向比较明显
        有学者指出：前人对于郊的讨论，大多集中于“一府、二鹿、三艋？{”等区域性港口城市，并以这些区域性大城市的郊来总论台湾商业组织的性质（注：林玉茹：《清代竹堑地区的商人团体--类型、成员及功能的讨论》，《台湾史研究》（台北）5卷1期，48页。）。其实中国商会史研究中此种“一叶障目”的现象？亦很严重。论者往往以苏州、上海或天津等大都市的商会来概括中国近代商会的性质、结构与功能，或者仅根据一地的商会活动即可得出对全体商会的看法，或者各自基于其所掌握的一地商会的材料（未必完整），然后来进行普遍性命题的争论。其实这些均可视做一种总体论的倾向。
        然而，全国大大小小的商会，其实很难归纳出一套总体性的特点。往往作者认为是总体性的特质，其实却是某一地方商会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性。即如全国商会联合会，亦经常受某一派或某一地商会所主导，其所发宣言或者草拟章程，有时并不能代表全国商会（注：参见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378-381页。）。因此所谓总体研究便有其很大的危险性。
        论者可能以为全国的商会组织似乎均应具有相同的特点，或者组织上的同构性必然决定其性质上的同质性。这或许是运用结构功能论的一个误区。但商会性质及活动状态受各地区特殊环境的影响很大，具体情形很不一致。凡想以一个城市的商会个案剖析来总括全国各地商会的想法均不大现实。
        同样，各个时期商会的角色与功能也许并不相同，而需要做认真的动态考察。如抗战时期国统区各地的商会是根据政府法令采取强制入会与限制退会的政策，其主要任务亦是配合政府各项战时政策的实施（注：参见蔡勤禹前引文，73-77页。）。所谓“独立性”、“民主性”，此时并不能见到多少。而许多论者多以1927年前的商会来代替近代中国商会，但对1927年后的商会却知之甚少，故其最后普遍性的论断能否成立，诚属疑问。
        六结语
        中国商会史的研究发展至今，已有20余年的历史，所取得的成绩在近代史研究各领域中似居于领先地位。然而，如何在既有的研究基础上推陈出新，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笔者谨就今后商会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方向提出一些意见。
        1.研究主题与内容的拓展
        以往的商会史研究，其主题虽然多为政治性的，但由于论者多有“预设前提”，过分重视其“资产阶级团体”的性质，往往忽视了其他许多实际政治层面的问题。如在近代中国商会存在的50余年中，不同的时期，商会在不同的地方政治架构中起到什么作用？商会在大城市与小城镇的不同政治情境中，其表现有何差异？商会与其他社会团体在政治参与及对特定政治事件的认识上，是否有分歧？决定商会政治选择的具体因素又有哪些？是否南方与北方的商会，或者沿海与内地的商会组织在政治方面有不同的特点？进一步，讨论商会的政治意识或者政治参与，不能做笼而统之的概括，而应针对不同的个案，进行细致的分析，再来做一定的比较，方可得出较为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在问题的选择上，如果不仅仅局限于“资产阶级的政治作为”之类前提，或许视野可以稍微放宽，而讨论可能更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