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商会相关领域的研究，亦日益引起学者的注意。如会馆史研究方兴未艾（注：会馆史研究进展参见冯筱才《中国大陆最近之会馆史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30期；王日根《国内外中国会馆史研究评述》，《文史哲》1994年3期。同业公会的研究如彭泽益《民国时期北京的手工业和工商同业公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1期；魏文想《试论民国时期苏州丝绸业同业公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5期；李德英《民国时期成都同业公会研究》，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王翔《近代中国手工业行会的演变》，《历史研究》1998年4期；又《从云锦公所到铁机公会--近代苏州丝织业同业组织的嬗变》，《近代史研究》2001年3期。），其他如商务局、商团、商民协会及同业公会等方面的研究亦有很大进步（注：商务局如朱英《论晚清的商务局、农工商局》，《近代史研究》1994年4期；刘增合《论清末工商产业行政整合的初始努力--以商部之前的商务局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3期。商团如朱英《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商团》，《近代史研究》1986年5期；李殿元《论“商团事件”中的范石生》，《民国档案》1992年3期；吴伦霓霞、莫世祥《粤港商人与民初革命运动》，《近代史研究》1993年5期；邱捷《民初广东的商人团体与社会动乱--以粤省商团为例》，第三届中国商业史会议论文；又氏著《商团事变再探讨--从商人团体的角度》，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商民协会主要见张亦工《商民协会初探》，《历史研究》1992年3期。）。
        商会研究的热浪亦波及大陆以外，仅博士硕士论文便有多篇问世。如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张桓忠、周佳豪先后以上海、天津商会为题完成硕士论文（注：张恒忠：《上海总商会研究（1902-1929）》，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1994年；周佳豪；《天津商会研究（1903-1916）》，同上，1997年。前者1996年以《上海总商会研究：1902-1929》为题由台北知书房出版。）。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生刘怡青的硕士论文亦以《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为主要史料源（注：刘怡青：《商人与军阀政治（1916-1928）：以天津为例》，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9年。）。1995年，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生邱澎生则以《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清代苏州的会馆公所与商会》为题撰成博士论文。稍早，同一单位的研究生李达嘉之博士论文《商人与政治：以上海为中心的探讨（1895-1914）》亦以上海总商会为重要讨论对象。此后，美国又有张晓波（Zhang Xiaobo）关于1904-1928年的天津商会研究的博士论文及陈忠平关于长江中下游商会研究的博士论文（注：Zhang Xiaobo,Merchant Associational Activism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The Tianjin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1904-1928.Ph.D.dissertation,Columbia University,1995.Chen,Zhongping,Business and politics: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the Lower Yangtze Region,1902-1912.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1998.）。
        三几个问题的讨论
        中国商会史研究发展至今，涵盖了许多的问题。具体讨论亦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时代的演进而渐渐变化。先前学者对商会的成员、性质等问题较感兴趣，后来则转入探讨商会的政治活动及内部组织结构，尤其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商会的表现。近年来则多将视线投向商会的“自由”活动、“市场经济”中的“中介”作用、商会主动的社会参与、国际交往等等。总之，讨论的层面渐由表及里，由政治渐推至经济、社会层面。以上讨论的种种问题，前此的评述者已有详细介绍，毋需再一一赘述。笔者将侧重几个争论较多的问题，主要介绍各种观点的互动。
        1.商会的成立与发展
        把商会的成立与当时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考虑自然是必须的，所以中外学者都曾注意到对外商战的迫切，政府发展经济以图自强的愿望等重要因素。但商会的成立是否是商人自我认识提高的产物，或者反映了商人迫切的需要？
        章开沅、徐鼎新等人均认为，清末商会的成立是中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增长的结果，商会的出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注：章开沅：《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近代史研究》1983年1期；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35-36页；又徐鼎新：《增进中国商会史研究的两岸“对话”》，《近代史研究》2000年5期；亦可参见皮明庥《武昌首义中的武汉商会和商团》，57-58页。）。资产阶级的认识和需要被视为商会成立的重要前提（注：参见徐鼎新《旧中国商会溯源》，83-86页；朱英：《清末商会与抵制美货运动》，93页；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44页。）。虞和平亦认为，“尽管中国近代商会是在清政府的劝办下产生的，但是只有当某一地区、某一行业的商人有了这一认同之后，才能去组建商会，才会去申请入会。”（注：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77页。）
        相反，王笛指出：从商会初期创办的情形来看，很难找到完全由商人自己组织的商会。他怀疑“资产阶级是否认为商会就是最适合自己阶级活动的组织形式”？但他承认以清政府行政手段设立的商会却可能为“资产阶级”组织起来提供“可乘之机”（注：王笛：《试论清末商会的设立与官商关系》，《史学月刊》1987年4期，42页。）。邱澎生认为：“商会的出现，不是反映商人终于体会到联系合作发展经商利益的必要，而是反映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政府开始出现以支持市场发展为目标的经济政策。”（注：邱澎生：《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清代苏州的会馆公所与商会》，239页。）他似乎更加强调从商人以外去寻求解释。这也许从另一个角度补充了白吉尔的观点（注：白吉尔认为商会的成立反映了清政府欲限制地方官吏的权力扩张并引进新的改革力量的愿望。转引自张桓忠《上海总商会研究》，台北知书房，1996年，8页。）。张东刚则提出：商会的成立，更直接和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西方商会制度的传入，在华外国商会活动的示范效应和驱动以及晚清政权主体为贯彻其工商政策而提供制度供给与服务（注：张东刚：《商会与近代中国的制度安排与变迁》，《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