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天主教正统教义伦理也反对高利贷，禁止私人放债，教会神学家和教士们将放高利贷当作打入地狱的大罪，如美国史学家汤普逊指出的："教会从亚里士多德得来的理论：'金钱是不结果实的'，以及'福音'的成语：'放债不希望再获得什么'，必须严格遵守而予以普遍实行：它把收取利息作为违反基督教义的和不道德的行为，而予以禁止"（注：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下册，第323页。 ）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以"教会由禁止利息得到好处"为题，详细揭示出教会反对高利贷的实际利益所在，他引用德国中世纪晚期经济史家格·毕希的话说明问题："教会禁止收取利息；但不禁止在应付急需时出卖财产，也不禁止在一定时期内，在借款归还以前，把财产抵押给贷款人"，"教会本身或教会所属各团体和神会由此得到很大的好处，……不禁止利息，教会和修道院就不可能那么富裕"。（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下册， 第692页。）可见， 中世纪天主教教会反对高利贷的目的与路德截然不同。
    当我们进一步详细分析路德的高利贷理论时即发现，他并不像中世纪教会理论家那样仅仅从基督教道德伦理角度看待高利贷问题，而是将高利贷问题与德意志的前途和宗教改革事业相联系。他具体指出高利贷剥削产生的恶果，其一是，"它那榨取并毁灭全世界的恶果"是造成德意志民族的贫困，其二是，"这种交易是放纵贪婪"，"是为满足自己盘剥的贪婪"，以致"人们关于得救的大事，却毫不关心"。（注：马丁·路德：《路德选集》，下册，第74-77页。）在宗教改革运动如火如荼，遍及德国时，路德对于一些人只关注一己私利，热衷放高利贷，而置民族大利和宗教改革大事于不顾的表现极为痛心。特别是他意识到如果任凭高利贷发展，必将由于德国人民相互倾轧，争钱夺利而分散宗教改革的注意力，进而破坏改革势力的团结。路德正是注意到在德国普遍存在的高利贷剥削使社会贫富分化加剧，阶级对立更加严重，形势动荡不安的事实，并在各界人士关注高利贷问题，国会屡次讨论有关事务的情况下，受人之托发表了《论贸易和重利盘剥》一文。在路德看来，高利贷的两大恶果严重削弱德意志民族的经济实力，腐蚀德意志人民的心灵，败坏德意志社会风气，威胁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破坏刚刚兴起的宗教改革事业。他多次惊叹"上帝摒弃了我们德意志人。我们被迫把金银流到国外，……我们自己老作乞丐"。（注：马丁·路德：《路德选集》，下册，第38页。）强烈的民族意识使他不断地疾呼"亲爱的德意志人，让我们醒起"，"让德意志的皇帝作一个真皇帝"，"让帝国成为名实相符的帝国"，"德意志民族该想到自己"。（注：马丁·路德：《路德选集》，上册，第174、234、178页。 ）民族主义情绪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思想的重要特征，也是其高利贷理论的重要特征和根本出发点，正是对罗马教会在德国所进行的包括高利贷剥削在内的经济收刮的无比愤怒，上路德以各种方式痛斥罗马教会，"确是没有一个敌基督者，能够像罗马的无底袋一样，更能够搜刮这许多的金钱，把它们集中于罗马"，他经常以民族代言人的口吻说"罗马教廷应该独自去欣赏它自己的教谕"，"我们并不需要这些委员或代表"。（注：马丁·路德：《路德选集》，下册，第68-70页。）可以看出，路德反对高利贷剥削的着眼点是德意志的民族利益，是宗教改革的伟大事业。
    综上所述，虽然表面上看，路德和中世纪罗马教会都反对高利贷，但是两者有着重要的区别和本质的差异。只有注意到这个根本的区别，我们才能理解两者何以在对待高利贷的态度方面有不同，也才能透过当时两者共同使用的神学概念和话语，客观地历史地认清马丁·路德经济理论的进步性，进而避免对伟大的历史人物提出苛刻的要求和超越时代的评价。
    二
    马丁·路德高利贷理论的特点突出地表现为其人民性和直观性。
    路德作为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初期的领袖，他敏感地认识到人民群众在运动中的巨大力量，并切身体会到普通民众在实现改革目标过程中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他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普通民众的立场说话。他在专门评论高利贷剥削的文章中，有感于"穷人将要饿死、冻死、穷死或因避债而逃亡"的悲惨状况，（注：马丁·路德：《路德选集》，下册，第39页。）呼吁有钱人不应放高利贷，而要救济贫困，提出救济贫困是人的重要美德，符合上帝的教导，因为圣经明确记载"耶稣又对宴请他的主人说：'你要请客，就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跛脚的、失明的'"。（注：《圣经》，《路加福音》，第14章，第12节。）他认为，"上帝的戒命，--他的旨意是要人借给或送给穷人"，而不是要行虚假伪善的捐赠，"有一百个圣坛和晚祷，却没有一个人肯为穷人备一席饭，更谈不上将粮食供给一家穷人"，他还高度赞扬不搞高利贷投机的富人，建议他们救济穷人，"如果对穷人这样作将博得上帝的宠爱、称赞和荣誉，那是多么好啊！""将大量的款项照上帝的吩咐应用，好叫基督徒向穷人所行的善，比所有一切教会的木石更为光耀"。（注：马丁·路德：《路德选集》，下册，第65-82页。）
    透过那些关于为上帝争光的说教，我们分明看到了为穷困人民呼吁的路德，一个对下层人民充满了爱心的人民领袖跃然纸上。路德高利贷理论对穷人表示的深切同情是与其早年的生活有密切联系。路德的祖辈世代务农，以他在自传中的话说，他是"农民出身"。直到其父辈通过艰苦奋斗，家业渐兴，合家迁入城镇，其父由农民转变为工人，并逐步上升为小业主，跻身于市民资产阶级的行列。路德早年清苦的家庭生活曾使他体验过下层人民为生活奔波的艰辛，并对穷困民众的生活环境有较深的了解，因此能体察穷人的疾苦。但是，路德高利贷理论反映出的人民性是非常有限的。他笼统地反对高利贷的建议显得极为无力，他在涉及向穷人放贷的问题时将利息和高利为一谈，提出几乎是幼稚可笑的主张：高利贷者"应贷款给那些不能或不愿偿还的人，即穷人和敌人"，为了防止穷人落入高利贷的陷井，必须制定详细的规定，否则，"一个市镇或一个穷人必然都会被盲目地出卖，全归毁灭，如现在我们在许多城市所见到的"。（注：马丁·路德：《路德选集》，下册，第7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