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路德关于高利贷的理论反映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状况，由于他对高利贷资本的本质和运动过程缺乏理解，因此影响他对高利贷资本的历史作用的认识，进而无法正确对待这种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杠杆作用的资本，他的高利贷理论也因而具有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
    首先，路德不能全面客观地看待高利贷资本的历史作用，全盘否定生息资本及其相关的经济活动。他认为，自从高利贷兴起后，整个世界逐渐陷于混乱，"城市贸易可能衰落，人口减小，房屋焚毁，田园荒芜，什物牛羊都减少"，"一个强盗坐在家里，可以在十年内吃掉整个世界"，由此，他哀叹"这岂不应使国家和人民毁灭吗？这无限制的盘剥这样继续下去，世界竟还能存在，我真稀奇。世界竟是这般进步了呀！从前所谓贷款，现在竟变成了买进款"。（注：马丁·路德：《路德选集》，下册，第80-82页。）
    马克思准确地指出"高利贷资本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高利贷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生产方式中所以有革命的作用，只是因为它会破坏和瓦解这些所有制形式"，"在奴隶制占统治地位或者剩余产品为封建主及其家臣所吞食的情况下，奴隶主或者封建主即陷入高利贷之中，生产方式仍旧不变，只是它对劳动者的压迫会更加残酷"，进而导致奴隶的或者封建的生产方式的瓦解。高利贷"是剥削已有的生产方式，而不是创造这种生产方式，它是从外部和这种生产方式发生关系"，因此，"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其他条件已经具备的地方和时候，高利贷才表现为形成新生产方式的一种手段"，它的革命作用"完全取决于历史的发展阶段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情况"。（注：本段引文可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6 章"高利贷资本"节。）这里，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地分析了高利贷的作用。在马丁·路德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形成，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正在解体，高利贷资本一方面通过剥削资本利息加剧了旧生产方式的危机，另一方面在破坏旧生产方式的同时帮助资本主义新生产方式发展，高利贷的这两种作用并存。但是，路德却只注意到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这反映出路德所代表的不成熟的德国市民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不成熟，这是其时代的局限性。
    高利贷虽然涉及社会主导方面，反映着社会关系，但是作为生息资本，高利贷的运行是一种经济活动。但是，路德对高利贷的理论批判不是在经济领域，而是在宗教伦理领域进行，他认为高利贷投机之所以应该受到批判是因为高利贷者违反了三条戒律：其一是圣经福音书明确指出的只可借贷不可取利的规定，其二是"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的自然法，其三是基督教"爱人如己"的伦理法则，（注：马丁·路德：《路德选集》，下册，第72页。）他从道义上批判高利贷对穷人的剥削，从伦理方面揭示高利贷对人思想的腐蚀，对社会风气的败坏，而无视高利贷加快货币资本的集中，促使旧的生产资料所有者破产，加速旧的劳动条件的优化组合，进而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这大概可以被看作是路德作为神学家的局限性。
    路德高利贷理论的时代局限性还表现在他关于限制高利贷行为的改革主张方面。路德虽然坚决反对高利贷，但是，他对于生息资本的普遍存在感到无可奈何，哀叹高利贷"在全世界已经根深蒂固，……事情坏到差不多叫我们把圣洁的福音看为无价值"，"罪恶已深，积重难返，而且风行各国"，（注：马丁·路德：《路德选集》，下册，第58、37页。）"既然耻辱已经变成荣誉，丑恶已经变成美德，那还有什么办法呢？"（注：马丁·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转引自《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691页。）在被迫承认高利贷存在这一现实后，路德提出针对高利贷的改革措施。他首先将高利贷分为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两类，划分两者的标准有二，其一是利息率，即"对每一百钱币支付四个、五个，或六个钱币，那还可以容忍。……取的百分数愈小，交易便愈圣洁，愈基督化"；其二是交易量，即"以小款做这种生意"。（注：马丁·路德：《路德选集》，下册，第82-83页。）而后，路德主张对合理的高利贷以道德的力量加以约束，对不合理大高利贷则不仅施加道德压力，而且采取强制取缔的措施。在此，路德手中的主要武器仍然是道德，他提出"首三级"要求高利贷者遵守，第一级是"'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内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这是这种行为（高利贷）中最高的等级"，"凡舍不得自己的财宝和不愿意把外衣连内衣一同舍弃的人，乃是放弃了自己的纯洁和永远得救的希望"。（注：马丁·路德：《路德选集》，下册，第58、63页。）对这种舍财取义的要求究竟能否实现，路德自己就不大相信，于是提出二级要求，"将财物白白地送给那有需求的人，即对穷人施舍"和第三级要求，"情愿和高兴无息贷款"。（注：马丁·路德：《路德选集》，下册，第65、70页。）无论是路德提出的百分之六的合理利息率，还是赠送、施舍和无息贷款的"首三级"均再次表现其高利贷理论的苍白，其改革措施的无力。因为，路德提出的百分之六利率的理论根据不是经济规律，而是宗教法规。他对自己提出的措施如何实施也心中无数，"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当付百分之四、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六，这不是我的事"，对如何强制取缔高利贷也无可行的办法，因此在其行文中充满了虚无的威胁和宗教性的恫吓，"我敢说，而且提出警告，富人若利用这种交易增加他们的收入和财富，便是处在很大的危险中"，"当末日主向这些毫不关心别人的人要问，他们曾向谁施舍行善，那时将有何等可怕的审判临到他们呀！""这些强盗和盘剥者往往死于非命"。（注：马丁·路德：《路德选集》，下册，第66、83页。）
    与路德同时代的农民和平民宗教改革思想家相比，路德高利贷理论突现其市民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例如，我们在托马斯·闵采尔的革命主张里看到其为解放穷苦民众的真诚愿望，他认为"除非平凡的、贫苦的人们不想把自己从苦难的世界中解救出来，--把他们本身、他们的子子孙孙解救出来，这样沉重的担子，无论转嫁给他人，或者自己忍受下去，都是不可能的了"。（注：郭守田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编》（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43页。 ）以闵采尔为代表的农民和平民宗教改革家为实现解放穷人的目的，就土地、封建剥削、公有制等提出激进的主张，充满了革命的色彩和近似于共产主义的理想。路德高利贷理论也有为民请命的呼吁，但是缺少闵采尔"革命性"，这恰恰反映出市民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的本质。换言之，这个阶级既使是在其兴起之初需要与劳动人民结盟时期，也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与劳苦大众的厉害冲突被共同反对罗马教会的斗争所掩盖。路德高利贷理论的阶级局限性还表现在他将最终解决和强行禁止高利贷的希望寄托于德国新教诸侯，他公开要求世俗君主出面制止高利贷，疾呼"国王和诸侯应该注意到这些事（指高利贷），用严厉的法律予以取缔"。在依靠诸侯进行宗教改革方面，路德始终态度坚决，"我常说，世界不应也不能按照福音和基督教的爱来管理，而只能以掩盖的法律、刀剑和武力来管理，因为这世界是邪恶的"，"任何人不要以为这世界无须流血就可以治理的，统治者的剑必须是血腥的，因为世界是邪恶的"（注：马丁·路德：《路德选》，下册，第46、51、57页。）显然，路德高利贷理论的种种局限性准确地代表了其宗教改革思想的实质，与其整体理论的市民资产阶级性质相符合。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可以明确几个问题。第一，对高利贷资本的分析应注意具体的历史条件，防止对这种生息资本作简单化的处理，笼统地肯定高利贷的进步作用是不妥当的，而以此为标准对历史人物划线，推论其进步或反对就更难以令人信服。第二，路德高利贷理论是其宗教改革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德国市民资产阶级的思想主张，反映出新兴阶级要求团结民众，争取更多社会力量的支持，进而实现其宗教改革纲领的愿望。这种愿望在当时有其进步意义，与中古罗马天主教会宣传的反高利贷说教有本质的区别和多方面的不同点。仅仅依据路德反对高利贷和中古罗马天主教禁止高利贷的教规就简单否定路的的高利贷理论是不客观的，应该全面考察路德高利贷理论的细节，对具体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才能充分认识路德高利贷理论的合理性。第三，路德的高利贷理论是资产阶级兴起初期的产物，反映的是德国市民资产阶级的思想，其自身存在明显的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前者来源于这个阶级经济上发展的不成熟，进而在政治上缺乏独立性，在斗争中需要民众的支持，并对世俗君主和诸侯寄托更大的希望，这些思想在路德的高利贷理论中表现得十分明确。应该说，这种比农民和平民改革思想显得"保守"的理论具有其现实主义的合理性，并在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中得到成功的实践，新教派别的建立和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的普及为之作了最有说服力的注脚。而闵采尔的理论所代表的改革纲领则因远远超过当时的社会条件而难以实现，只是留下了一道耀眼的共产主义的豪光。路德的高利贷理论的时代局限性是明显的，但是，即使路德没有正确解决问题，它毕竟正确地提出了问题，而17-18世纪，"这种反高利贷的激烈斗争"终于迫使"生息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的要求"，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条件之一。（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 下册，第6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