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近代以来的社会现实要求是中国通史服从和服务于社会的根本原因。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中国出现了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危机全面爆发、日益深重。如何使古老落后的中国有所革新自强，以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是时代的强音和民族的要求。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形势，使历来具有爱国忧国传统的史学家们更加看出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的长期性，促使他们不得不从更深远处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来追寻解决中国问题的线索。编撰中国通史成为许多学人的首选。一批知名学人相继提出了中国通史的编撰构想，或致力于中国通史的撰著。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文集》六。）、《原拟中国通史目录》，1922年他又写了《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注：梁启超：《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饮冰室文集》三十八。）；章太炎的中国通史构想（注：章太炎：《哀清史第五十九》附：中国通史略例，中国通史目录，《章太炎全集》（三），《訄书》（重订本）五十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等，都充分地表达了对中国通史的历史观点、具体内容、编纂体例等的近代学理思想。夏曾佑在1902-1906年编写的《中国古代史》，以进化论为指导，按照上古、中古、近古的分期方法叙述历史，探求国家盛衰变化的因果关系，成为中国通史编撰取得的较早硕果之一。其他如柳诒徵著《历代史略》、邓之诚著《中华二千年史》、张荫麟著《中国史纲》、翦伯赞著《中国史纲》等等，都从不同角度去回答了最紧迫的社会问题。钱穆“一生都在思索如何通过史学，寻找到使中国靠自己内部的‘生力’不亡，特别是‘精神’（历史命脉）不亡的根据。一部《国史大纲》就是他用心血凝成的史学‘救亡曲’”。（注：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第360页。）吕振羽因1940年政治形势险恶，编撰《简明中国通史》，“以宣传爱国主义，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为主要任务。”（注：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下）“后记”，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它集中了当时革命者的许多智慧，第一次系统地说出了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看法。”（注：陈其泰：《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1949年以后，中国通史的编撰更是史学界的大事之一。翦伯赞主编了《中国史纲要》、范文澜和蔡美彪主编了《中国通史》、郭沫若主编了《中国史稿》、白寿彝任主编和总主编撰成了《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国通史》等等。这些通史著作的构想和编撰都是对最紧迫的社会问题和时代精神的呼应，既为社会看好，又为学界所重。
    第二，通史是历史研究的终极目标之一。通史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向社会传布科学的充满人类智慧的历史知识，有效地缩短历史与社会的距离。这是社会时代与通史的一种约定俗成，若对此置之不理，通史乃至史学的前途就不大好言。“历史学的最后目的，还是在通史--无论断代的或贯通古今的，通史的最大功用，要在能与整个民族的心灵发生关系。”（注：贺昌群：《哀张荫麟先生》，吴泽主编：《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39页。）“历史研究还有更重要的目的，即在大量材料的内在联系中去探求一个时期社会的特点，弄清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从中总结出治乱盛衰的道理，考察时代嬗变的轨迹和法则，以求得对当今社会的有益教训，以帮助推动时代前进，这些应是学术研究更高层次的工作。”（注：陈其泰：《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第22页。）正是这一思想的驱使，范文澜在30年时间内倾全力于中国通史的编撰。为什么说通史的“经世致用”是历史学的终极目标之一呢？这有如下两点需要进一步加以说明。
    历史资料的搜集和考证、文献的整理、专门史和断代史的研究等都是为打牢和打好通史基础而做的准备工作。历史资料是历史研究的为炊之米。全面详细地占有资料，然后进入学术研究阶段，即分门别类地对历史内容进行--或古或今、或中或外、或考证或阐释、或贯通综合或断代局部、或抽象或具体、或理论或实际的--研究并形成相应的学术成果：如历史论文、资料汇编或学术专著等。“我们要想整理中国史，要想做一部理想的中国通史，应该从研究小规模的问题着手，先产出许多专篇著作来做基础才行。”（注：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刘寅生、谢巍、房鑫亮编校：《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66页。）可是，这类学术成果直接面向公众的机会和范围始终有限，尽管它是人类认识历史的最重要途径和结晶。它在未转化为一般历史知识、为多数人所知晓之前，始终囿于史学界，社会作用有限；当然这丝毫也不影响其学术价值。整理文献固然重要，而更重要工作“还在于从繁杂的资料中，去粗取精，经过剪裁熔铸，编述为内容丰富的通史，广泛为社会服务。使人们能在节省了精力时间的条件下，从这里面看到比较全面的祖国历史”（注：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363页。）。专门史、断代史最终还是通史的基础性研究。“今日写中国通史的困难问题，一在客观条件不具，即专题研究的基础还不深厚。”（注：贺昌群：《哀张荫麟先生》，吴泽主编：《贺昌群史学论著选》，第540页。）无论是小规模的问题或专题研究，还是在此基础上做成的专门史和断代史等，可以说，都是通史编撰内容的丰富和时间的延伸。比如，近代中国考古学取得的成果，促使“通史编纂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原始社会开始写中国通史的作法已为史界普遍接受”。“把中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70万年左右……中国的可信的历史大大向前延伸。”（注：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教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6页。）类似实例，不烦多举。从历史整体和历史过程的观点出发，专门史和断代史终究囿于片断，其成果要为通史所吸收和转化，透过通史更好地发挥其社会作用。当然，没有资料，没有文献整理，没有专门史和断代史等为基础，通史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治学取向应当是专精与广博兼顾，兼顾当中又有所侧重。史学家的任何个人选择都是无可厚非的；但，非此即彼，厚此薄彼却是不可取的。1928-1950年间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力倡“史料即史学”。不过这一思想一旦跳出“客观性”的魔瓶，负面影响立即显现。他曾撰文说：“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注：傅斯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见《出入史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他强调历史研究的“专”与“深”，忽视“史观”和通史，认为通史不会给历史增加新的知识。钱穆就说：傅斯年似主先修断代史，不主张讲通史，又说史语所的青年学者抱怨傅斯年只准他的属下进行某一朝代的研究，不许上窥下涉。胡适给吴晗的信强调治史不是要他写一部明史，而是要他整理明代史料。（注：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这种治学取向还影响到后来的台湾史学界。“60年代初，史语所曾拟定一个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即结合文献资料和地下考古资料，集中一批著名学者，编一部《中国古代史》。……于1963年开始实施，但迟迟不见出版。”（注：曹家齐：《顿挫中嬗变--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页。）这种“九龙治水，各管一滩”的治学取向使历史研究局限于相对狭小的范围，历史支离破碎，在所难免；只拉车不看路，何来终极目标。这理所当然地受到史学界许多有识之士的批评，他们反复强调历史综合和历史之“通”的重要性，明确主张编撰中国通史，提出“对文化价值无深刻的认识的人不宜写通史”，“‘知古而不知今’的人不能写通史”（注：张荫麟：《中国史纲》“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