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通史与史书体裁的革新
    中国传统的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是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历史内容的史书体裁。纪传体和编年体共同存在的缺陷，就是所记历史事实分散杂陈，造成读者把握一事全貌的困难。为弥补二体的不足，纪事本末体采用了“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注：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九，中华书局1965年版。）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记事相对完整的作用，而其缺点则在难以说明同时期各个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传统史体无论从内容、体裁、语言到笔法等都难以适应近代中国的巨变和社会内容的极度扩展。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猛烈批判，首先就是从“纪传体”发难的。钱穆提出“中国旧史体例已不能守”的理由有三：“人才众起，列传一体势难网罗，此一也。事态复杂，端绪繁，曲折多，马班之书与志，杜佑之通典，郑樵之二十略，皆难详尽，此二也。已无朝代之更迭，写史何始何终，此三矣。”（注：钱穆：《略论中国史学》，见《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1页。）史体的革新已迫在眉睫。
    19世纪末20世纪初，章节体传入中国，史书编撰采用章节体，获得了成功。章节体具有按时间顺序，依章节编排，因事立题，分篇综论的优点。不过，它运用于通史，“不仅把本国史吃香肠似的按朝代切开，而且把每一朝代的社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分开，把社会的这一部门与那一部门分开，使本国历史的有机性、整体性遭到支解，变成枯燥无味的零零碎碎的史料排列，或偶然现象的堆积。这种历史的叙述，只能作为历史资料中的不完全的目录或索引，是很明显的。”（注：尚钺：《关于编写与讲授本国史的指导原则》，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编：《尚钺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9页。）章节体与通史的综合贯通的要求存在明显的距离，至今，仍未能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怎样编写一部足以总结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土地辽阔、民族众多的伟大国家的历史，通史要记载的东西实在太多，史书体裁必须进一步革新，否则难以胜任。如何革新呢？归结起来，就是通史既能涵纳更多的历史内容，又能增进历史内容之间的联系；以收内容众多而不杂乱，分门别类而又熔铸一体之效；最终使历史过程与历史的综合内容融为一体。
    百年来，不少史学家为此进行了艰辛的努力。章太炎为了贯彻“明古今进化之轨”的新思想。他的“中国通史”结构：一是《典》，记制度；二是《记》，记重大事件始末；三是《考纪》，四是《别录》，记与政法、学术、种族、风教有关的人物；五是《表》，其中《帝王表》和《师相表》以省《考纪》、《别录》之文，《文儒表》以明儒林文苑之“次第”和“统系”，《方舆表》和《职官表》以救地理、百官“繁文难理”之弊。（注：章太炎：《哀清史第五十九》附：中国通史略例，中国通史目录，《章太炎全集》（三）《訄书》（重订本）五十九。）这无疑是中国通史的一种全新构想，体现出的历史综合思想代表了史体变革的一种方向。当代不少史学家都力图对史体进行变革，他们尝试将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中的“纪年”、“表”、“传”等形式与章节体结合起来，收到了增添史书的容量、增进历史内容的联系和扩大社会反映面的良好效果。这表明史体变革是全方位的和紧迫的。
    受本文论题限制，我们在此只能就张舜徽、白寿彝二先生的成功范例略做说明。
    张舜徽认为，过往的通史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样的内容缺陷：“只有帝王将相，看不到劳动人民的历史”；“没有谈到几千年间妇女所受的压迫和痛苦”；“只看到汉族的活动事迹，看不到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谈到事物发明时，只强调个别人物的成就，看不到集体创造的伟大”。他力图“用新观点、新方法，编出一部适用于工人、农民及一般干部阅览的浅明通史，以节省读者的精力时间，于平易处取得应有的历史知识”。因此，他撰写的《中华人民通史》就是要在参考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需要，加进新的内容，创立新的体例。这一新的体例，主要有这样三点表现。首先，由六个部分组成：《地理编》：叙述中华民族生活活动所在地的多方面的情况，其内容的丰富在中国通史著作中是不多见的。《社会编》：简明地叙述了从原始社会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至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演变历程。“将历代蝉联相贯的次第以及治乱兴衰的大事，总括为‘统治阶级的改朝换代’，列入《社会编》，看成是历史上中国社会的一种政治现象，摆在一边，藉以打破旧的正统观念。”《创造编》：总结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创造，叙述劳动人民祖先的集体创造，除了有关生产生活外，有赋税、货币、职官、铨选、教育、宗法、礼俗、军事，还有保健、医药、民间实用工艺、文字、文学等内容，篇幅尤大，在全编274页中占去239页，而只用了35页去记载历史上科学技术的主要成就和代表人物。《制度编》：对于历代土地、刑法等各方面，详其制度沿革，有系统地加以介绍。《学艺编》：分为文字、书籍、文学、史学、方志学、文献学、哲学、宗教、音乐、书画共十门。《人物编》：择取其中成就最大、影响深远的各方面优秀人物，各为立传，以考见其行事和贡献，作为后人成事立业的借鉴。其次，“它既不是供学校教学用，可以不分章节，只标大题、小题，顺叙而下。”第三，为使六个部分既适得其所，又能有所联系，作者均在每“编”开始处有一简单的说明，指出设立的缘由。（注：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序”、“目录”。）这一体例及具体处理手法从“普及历史”角度看，还是很有创意的。
    白寿彝是20世纪中后期有多方面学术建树的史学家，在史学理论和中国史学史方面的精深造诣，使他在史体变革方面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自觉的、明晰的、科学的主体意识，由他担任总主编的大型《中国通史》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主要得益于他近半个世纪钻研和革新史体的两大理论支点：一是通史要用将历史过程与历史综合内容相结合的“立体的写法”来写；二是要能“供给大多数人民阅读”。1946年9月，他就提出：“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日见复杂，非用立体的写法不能适应大家的要求。”史书的内容和形式要以“能供给大多数人民阅读为最大的目的，以后的史书形式必须是能适合这种内容这种目的的体裁才是最好的体裁。”（注：白寿彝：《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中国史学史论集》，第434页。）这一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次深入、完善、成熟，而最终发展形成为“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地反映历史”，具有中国特色和气派的“新综合体”（注：瞿林东：《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对此概括说：“包含着史论、编年、纪事本末、典制、传记等多种体裁，故谓之‘综合体’。”“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纪传体那样的旧综合体”，又称为“新综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