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章太炎都明确主张应重视通史，吕思勉、范文澜、翦伯赞等人更是身体力行。他们的着眼点都在通史更能直接面向社会，都在通史有“吸纳百川”之效，能使史料的全面搜集和小心考证、历史文献的整理、历史专题的研究，以至断代史、专门史的写作等都能因通史的编撰而适得其所，找到最后的归宿而得到升华，达成通史“经世致用”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通史有助于我们摆脱笼统地讲史学社会功能而又难以讲清的尴尬，因为史学社会功能总是要通过历史著作或其他的一些形式来实现的。
    第三，通史作为社会要求和史学终极目标之一的交汇点，社会影响广泛也就在情理之中。
    通史通古今，内容全，使每一个读者都会从中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地受益，十分有利于历史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在时代需要的推动下，编撰风气旺盛，成为社会影响最为广泛的历史著作形式之一。因此，它受到史学家的高度关注。通史是否面向大众，是事关著史旨趣和基本态度的重要问题。范文澜一贯坚持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要关心国家民族命运，自觉地以历史著作教育大众，帮助“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注：田人隆：《范文澜的史学》，史学史研究室编：《新史学五大家》，第174页。）。“探求历史史实的真相，普及民众的历史知识，这也是历史研究者的重要职责之一。”（注：张耕华：《吕思勉：史学大师》，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页。）“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对本国的地理环境、历史演变，以及制度文物、创造发明的成就，千百年来的优良传统，亿万众中的英杰人物，茫然无知，或者早已淡忘了，便自然没有爱国思想，并且不知国之可爱者何在，更谈不上关心国家的兴亡了。”（注：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序”，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搞历史最大任务是写历史书。作专门论文不是治史的最大目的，而是为写历史书创造条件。写历史书，就是让我们的研究工作产生更大的社会效果，让我们把所理解的历史方面各种研究结论，传达给群众，使更多的读者能读到我们的书，能发生更多的作用。因此就不能不考虑，我们的作品，是让更多的人看，还是只给少数人看。”（注：白寿彝：《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87-388页。）在这一意义上，通史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而作。
    尽管有了明确的认识，但在如何使通史更具时代感，更能贴近社会和大众的问题上仍是颇费斟酌之事。1941年，吴玉章提出，中国通史可分为三种：“一种是简单明了的，只说出研究的结论而不把一切研究的辩论放在里面。目的是在为初学的人大概知道中国历史的发展概略。应扼要而不繁杂，篇幅不宜多。一种是比较详细的，能更深刻地表现时代更具体的内容，引证的史实更多。这是为中等以上学校用的教本而作。还有一种是为历史研究而作，内容可以丰富一些，各种辩论可以多收一些，使旧材料不至遗漏。”（注：吴玉章：《关于<中国通史稿>第一编的一封信》，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吴玉章传》编写组编：《吴玉章文集》下卷，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843页。）“写通史，也可有各种各样写法。譬如写一部为某一部分人看的，如为成年人看的，为中学生看的，为儿童看的，为研究历史的人看的，都可以。只要有人肯写，就决不会嫌多。”（注：钱穆：《如何研究通史》，见《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页。）正是本着对历史、对时代、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百年来，许多学人不懈追求，针对不同读者的需要，努力钻研，编写出各种类型的中国通史著作，总数估计不下百部。其中，有不少更是发行数量大、流传地区广、持续时间长、社会影响大，体现出影响社会的较大优势。
    周谷城《中国通史》从1939年出版到1982年，已印行17次。（注：周谷城：《评古田对<中国通史>的书评》，《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9页注①。）钱穆的《国史大纲》，1940年商务印书馆初版，到1992年已印行18版。（注：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编辑部“出版说明”，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从1948年全书出版，至1959年间印行约四十万册左右。（注：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下）“后记”，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翦伯赞、邵循正和胡华三人执笔撰写的《中国历史概要》，自1956年出版，甚为流行，被译为德文、法文、英文、日文等，在国外大量发行，还被译成朝鲜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等，在国内少数民族地区发行。（注：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自问世以来，多次再版重印，总印数达数百万册，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一部通史著作。（注：陈其泰：《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第251页。）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深受国内外读者欢迎，印数已近百万，有英、法、德、日、西班牙、蒙古、罗马尼亚和南韩文字译本。“在发行英文版后，又立即被国外一些大学用作讲授中国通史的教材。《中国通史纲要》在国内外获得欢迎和重视的事实，证明了它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注：周朝民、庄辉明、李向平：《中国史学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36页。）1987年，白寿彝又组织编写《中国通史纲要续编》，本书亦有英、德、西班牙、朝鲜文译本。（注：蒋大椿：《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第276页。）由他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出版以来，社会反响强烈、读者反映良好，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定会产生出更大的社会影响和学术效果。
    史学必须关注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动向、新趋势等，并回应之。百年通史编撰实践表明，通史是史学发挥有利社会作用最具优势的史书形式之一。对这一问题是否有清醒认识，决定着中国史学的前途和命运。如何更好地更有效地发挥史学社会功能呢？史书体裁的革新因此而有了突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可以说，百年来史书体裁的革新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并围绕史学社会功能而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