毗邻中国的朝鲜半岛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战争之后分为两个分治的国家，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学，既因共同的历史、民族渊源而有共同的基本内容，也因处境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有重大的阐释取向差别。50年代以来，中国虽与朝鲜保持紧密政治关系，然而纯学术联系并未切实发展；与韩国的政治和学术联系也都不密切。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与外部世界联系增多，与南北两个朝鲜的历史学交流都有增加，然而对于韩朝史学理论的介绍和评论并未常态化，尤其是对其史学理论观念的深度和整体性分析有所不足。西方学术界在50年代以来一直密切关注朝鲜半岛历史和历史学，韩朝研究(Korean Studies)①很早就形成了一个具有稳定的机构、学术传统和为数众多学者的专业，其中包括一些曾经接受欧美学术训练的韩朝学者——有的在欧美供职，也有人在韩国的大学任教。这些机构和学者与韩国历史学界保持紧密交流甚至合作，对北朝鲜历史编纂学也保持关注，时有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发表。②因此，对西方学术界的韩朝历史编纂学进行研究是必要的。由于欧美，尤其是美国对韩朝历史的研究归属于其“东亚”研究这个更大的领域，西方学者关于韩朝历史编纂学的研究与其对于中国、日本历史的研究受相关分析模式和同一理论方法支配，故相关考察对了解西方史学界关于整个东亚历史研究的理论观念也有意义。然而相关文献系统庞大，需要逐步进行。本文尽量运用可以查见的英文学术文献，包括韩国、日本、中国裔而任职于西方的学者及韩、日学者用英语所发表的研究文献，对20世纪后期，尤其是8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关于韩朝历史编纂学的基本研究概念、理解方式进行梳理和评论，旨在从中透视韩朝历史编纂学的主题、基本概念、演进历程及其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同时了解西方史学界在韩朝历史编纂学领域研究的方法、观念，进而理析其史学理论含义，为更深入、系统的研究构筑一个初步的基础。其中疏误不足在所难免，望专家指正。
    一、20世纪80年代前韩朝历史编纂学的概况
    在呈现和分析晚近韩朝历史编纂学状况之前，首先需对更早时期韩朝历史编纂学的基本情况做一个大致的回顾。
    19世纪以前朝鲜的历史学受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历史学影响，以资治为目的的官史学为主，并且以中华历史为中心，自居藩属。朝鲜最早的历史书籍出现在高丽时期，受儒家影响，开始用比较冷静的方式书写历史。其后的朝鲜王朝是一个高度儒家化的王朝，其历史学也在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学影响下发达起来。其中，官方史学占主导地位，在朝廷派系争斗中失势的儒家学者也会以私人身份撰写历史。现代西方研究者常将朝鲜王朝的历史学概括为“儒家历史学”(Confucian historiography)，认为这种历史学与中国传统历史学有共同的特点。具体而言，一是以朝廷为中心；二是以编年或者纪事本末为方式，更多关注发生了什么，而不是试图解释为什么发生或者把发生的事情置于长时段叙述中考量；三是道德化，倾向于以儒家道德准则判断过去历史故事，为当下和将来提供道德教训。③
    朝鲜王朝后期，朝鲜民族意识有所觉醒，历史学家试图以朝鲜民族为中心重述历史，开始出现民族主义史学的迹象。但朝鲜王朝不久终结，朝鲜成为日本殖民地，民族觉醒、殖民统治、社会现代化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在20世纪前半期的朝鲜并存，遂形成民族主义史学(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殖民地史学(Colonial Historiography)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交织的状况。
    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强调从朝鲜历史上的王朝更迭背后看到朝鲜人的认同心理，强调朝鲜文化的独立性和内生进步因素，认为朝鲜王朝末期已经发生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但其过程被日本攫取东亚地区霸权并将朝鲜置于殖民地地位所打断。一些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如申采浩、崔南善等人，试图把朝鲜人历史活动的地域向朝鲜半岛以外大大扩展，把传说中的人物檀君说成朝鲜的始祖以取代原来的箕子朝鲜起源说，有人甚至宣布发现了檀君的遗骨。这种历史编纂学重构民族文化的心理虽然不难理解，但其试图抹杀显而易见的中国对朝鲜历史文化影响的做法，缺乏实证基础，过于依赖辩论术，在韩朝以外的国际学术界很少得到认可。
    从1910年到1945年日本帝国垮台的近半个世纪时间中，朝鲜历史的职业性研究处于日本学者的领导下。日本学者在京城帝国大学等地培训了一些朝鲜学者，这些朝鲜学者不能对日本殖民统治略有微词，而且被迫接受日本官方历史学信条：朝鲜人在朝鲜王朝约500年间处于落后和停滞状态，这种落后停滞不是偶然因素所造成，而是由于朝鲜人内在的伦理弱点，这可以上溯到久远的过去，因而朝鲜人不能自己实现社会改变，要等待日本人的解救；晚近时代的朝鲜，处在中国、俄国、日本之间的特殊地缘位置，缺乏独立自主发展的能力，永远要依附于他者。这种殖民地史学为战后两个朝鲜的历史学家留下了沉重的包袱，他们都需要在民族教育中抹去低矮者的污点，找回自己的过去，重构民族自豪感的基础。因而，战后两个朝鲜的历史学皆为民族主义所主导是不难理解的。
    朝鲜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在日本学术体系中接受教育形成的一些左翼学者，他们偏重在人类历史普遍规律意识支配下考察朝鲜历史，而关于人类历史普遍规律性和本质进步性的认识给他们带来对于朝鲜民族独立与发展的希望，所以这个时期的朝鲜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殖民地史学、民族主义史学都有牵连。不过，马克思本人认为东方是停滞的，这与日本关于朝鲜文化落后的说法过于接近，留下了后来北朝鲜历史编纂学发生重大变动的一个因由。朝鲜马克思主义史家白南云在30年代就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提出，朝鲜的三国时代是奴隶社会。其后，白南云等人对先前观点加以修改，提出朝鲜在三国或者高丽王朝之后进入了封建社会。当时多数左翼历史学家接受了这样的看法，并主导了朝鲜战争前的韩朝历史学。
    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之后，两个朝鲜的历史编纂学既受不同意识形态和大国政治作用影响而出现巨大差异，又基于共同历史和民族文化渊源而保持着深层关联和共鸣，双方都致力于清除殖民地史学造成的知识和心理阴影，形成民族主义基调相似而意识形态色彩不同、牵连而又冲突的复杂形态。④
    在韩国，殖民地史学随着新的独立国家的建立而成为清理的对象，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流向北朝鲜，民族主义史学遂成为最主要的史学范式。其间，在20世纪80年代，伴随民主运动和经济快速发展，曾经兴起民众史学(Populist Historiography)，与民族主义史学交织并行。这种史学范式与民族主义史学相似，也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政治社会干预倾向。差别是，民众史学是在相对和平、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形成的，强调实现韩国社会发展不能仅仅考虑民族整体性，还需要考虑个体权利与社会公平、公正及民主政治的实现。在具体研究层面，民众史学注重底层社会文化因素，包括农民文化习俗、民间宗教礼仪，关注社会体系中的统治支配与被统治支配关系。不过，民众史学并没有撼动民族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2001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讲师肯尼斯·M.韦尔斯(Kenneth M.Wells)发表了一篇题为《申采浩的民族、世界及其解体——韩国的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的文章，⑤文章的第二部分专门论述韩国的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文章指出，殖民地时期的朝鲜史学具有抵抗殖民主义运动的特色，到20世纪60年代，此前主要书写独立运动中的英雄人物的史学让位给更多以专门问题为中心的历史分析著作。到70年代，韩国史学分化为研究民族主义突出事件，如“三一运动”的“纯粹”史学和研究殖民经历中宗教、资本主义、教育、十九世纪后期发展等问题的“一般”史学。在这样的演进中，反日的“克服朝鲜历史的殖民史观”努力一直是一面旗帜。李基白的研究是其中的一个突出代表，不过，李基白本人和其他一些学者都对过分使用民族主义口号来从事朝鲜历史研究会造成的危险提出了警告。有人认为民族主义成了独裁者镇压民主的工具，威胁到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也有人强调包括殖民地时期历史的复杂多面性。70年代后期，姜万吉提出，要用“分裂”时期作为理解朝鲜过去历史的基点。他在1978年出版的《分裂时代的历史认识》中提出，历史学的终极目标是对历史做出分期，20世纪前半期的朝鲜历史是殖民地时代，后半期的朝鲜历史是分裂时代。相应地，20世纪后半期的意识形态冲突强烈影响了朝鲜人的生活，也包括历史学家。他认为当下韩国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帮助本民族实现其合理的历史发展目标，历史学家必须充分看到分裂是背离朝鲜合理历史道路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在关于民族主题的历史理论中找到通往重新统一的学术原则。为此，他主张将殖民地时期的共产主义运动视为整个朝鲜民族历史运动的组成部分，并认为这一转变会使整整一代年轻历史学家的能量得以抒发，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编纂学”。姜万吉还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分裂究竟是帝国主义的后果还是资本主义的后果的问题。如是前者，则问题的关键是民族矛盾，如果是后者，问题的关键就是阶级与民族双重矛盾。这又引出另外的问题：现实的民主是否应该等待统一之后实行?随后就是寻找一种在考虑到朝鲜特殊性基点上的不同于越南和德国的统一理论问题，以及关于韩国特色资本主义与北朝鲜的某种退化的社会主义结合的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