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鲜的历史编纂学是朝鲜战争之前已经形成的民族主义史学传统与苏联、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北朝鲜特殊政治体制影响的综合体。根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利奥尼德·A.彼得罗(Leonid A.Petrov)于2001年9月在墨尔本举行的澳大利亚韩朝研究会双年会上发表的《危机中的北朝鲜历史编纂学(1956-1967)》，⑥可将50年代到80年代的北朝鲜历史学推演勾勒出如下的大致轮廓。
    50年代苏共二十大之后，金日成提出“主体思想”，把摆脱外国影响作为现实政治目标，同时提升金日成及其家族在历史叙述中的地位。到60年代末，领袖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叙述取代了阶级中心的民族主义叙述，先前强调从社会经济角度阐释历史的方式也随之式微。这时，一些新生代学者开始反对白南云等人的观点。白南云1951年出版的《朝鲜古代史》(Ancient History of Korea)也遭到了尖刻批评，说他机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缺乏爱国主义思想。1956年，第三届全国党代会明确要求历史学家去除教条主义，确立主体思想，研究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把北朝鲜历史学家引入了“主体思想”主导的历史编纂学范式。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提出的1957到1966年十年发展计划指出，历史学家的基本任务是研究社会主义革命传统、爱国主义、国家统一和朝鲜文化遗产。相应地，封建社会的社会经济本质、资本主义萌芽、民族资产阶级构成、无产阶级斗争等，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这时，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把朝鲜历史视为“反常和落后”的观点以及历史编纂学的社会经济学派都被认为是过时甚至有害的。在这种情况下，白南云承认，不存在表明朝鲜历史上存在古希腊那种奴隶社会的证据。1973年，白南云在《朝鲜封建社会经济史》(The Feudal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Korea)中，将朝鲜封建社会之开始定位在10世纪的高丽王朝，把当时诸如中央集权官僚体系这类非封建因素含混说成是朝鲜封建制的特点。这种说法不仅在北朝鲜，而且在诸多韩国朝鲜史著作中保留到现在。一些社会经济史家也逐渐修改其早年关于朝鲜落后的观点，开始主张早在17世纪朝鲜就在矿业、农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并且逐渐开始主张那些资本主义因素完全是朝鲜内部社会发展的结果。北朝鲜历史学家还积极寻找证明朝鲜具有东亚地区最悠久精致历史的考古学证据，并且声称东到鄂霍次克海，西到扬子江的区域都是古朝鲜政权拥有的区域，有人甚至认为他们的首都平壤最初是坐落在辽东半岛的。与此同时，金日成及其家族也在历史叙述中地位愈来愈高。
    二、东方主义与现代化论——美国传统主流学派韩朝历史编纂学的核心概念
    美国的亚洲研究，始终受东方主义的制约。东方主义的历史学渊源于中世纪后期及殖民地发展时代到达亚洲的西方传教士和旅行者的记述，建构起来的是充满异域风情，可能繁荣富庶但缺乏发展能力的东方意象。西方人到达朝鲜半岛较晚，大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到朝鲜的西方传教士和旅行者，建构起西方人心目中最初的韩朝意象——一片奇怪的蛮夷之地，处于历史和世界其他部分之外的“隐士王国”(Hermit Kingdom)，进而西方人的使命，就是使这样的一个朝鲜文明、开化。⑦在那之后，美国的朝鲜研究不断有新的成果，但始终回响着东方主义的基调。
    美国位居第一的韩朝研究中心在哈佛大学。50年代，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在哈佛大学建立起亚洲研究的核心机构，同时把现代化理论运用到东亚研究领域。这种理论的基本预设是，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同样的朝向现代性的历史阶段，政治、社会、经济相互依赖，是完整的有机体，民族国家是基本的历史分析单位；一些传统社会缺乏主动发展的能力和适应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环境的能力，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障碍。他们用“刺激—反应”模式来分析东亚晚近的历史，认为东亚只有日本成功地对西方挑战做出反应，快速现代化，而中国则是失败的案例，朝鲜王朝作为中国的附庸，反应更为迟钝。至于日本的法西斯时代和太平洋战争，不过是日本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偏差。
    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中，美国第一代专业韩朝学研究者崭露头角，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爱德华·瓦格纳(Edward Wagner)。他在二战结束被征召加入美国驻朝鲜占领军时还在哈佛大学读本科，退伍之后开始专注于朝鲜研究，后来成为哈佛大学韩朝历史研究的领导者，在1981年主持建立了哈佛大学朝鲜研究所(The Korea Institute)并担任其主任，直至1993年。另一个重要人物是詹姆斯·帕莱(James Palais)。他在50年代末来到哈佛大学，在爱德华·瓦格纳指导下从事朝鲜研究，后来到华盛顿大学任教，成为与爱德华·瓦格纳并驾齐驱的美国朝鲜研究领军学者。⑧
    帕莱强烈批评朝鲜的军事独裁，并不赞同美国政府出于政治目的而资助朝鲜研究，同时，其学术研究又植根在现代化理论基础上，特点是将非西方国家的变化活力归结为现代化世界历程作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帕莱的《传统朝鲜的政治与政策》的基本论点就是：朝鲜王朝的传统政治系统非常强大，以至于王室根本无法克服贵族势力的反对去实现哪怕具有保守性的改革。因为朝鲜自己无法改革，所以朝鲜的现代性变革，必须等待外国势力的到来。⑨他在其另一部著作《儒家治国经略与朝鲜制度》中，⑩毫不掩饰地反驳朝鲜历史的内在发展论，认为现代社会的常态例证就是英国以及美国，除非模仿西方，其他国家无法展现出现代性征。帕莱在华盛顿大学培养的许多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构成了美国新一代朝鲜研究者的中坚，(11)其中有人因担任美国亚洲学会韩朝委员会的成员或《朝鲜研究杂志》(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的编辑而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1994年，詹姆斯·帕莱在哈佛燕京中心做了一次题为《寻找朝鲜独特性》的讲演，(12)在考虑到迄于当时已经出现的一些对传统哈佛学派朝鲜历史观点的批评的基础上，他看到的朝鲜历史有如下独特性。
    第一，奴隶社会。东亚其他地方都不存在名实相符的奴隶社会。然而对于1663年汉城郊区一个小区域的统计却表明，当时该地总人口的大约三分之一是作为动产的奴隶(chattel slaves)。世袭奴隶制开始于高丽王朝早期，现在找不到最早建立这种制度的政令文件，但是可以找到1039年倾向母系统治的关于奴隶与庶民婚姻所生子女从其母亲身份的政令记载。显然，在此之前，一对奴隶夫妇的子女也是奴隶。朝鲜和日本的学者都知道朝鲜历史上的奴隶制度，但是都不把朝鲜称为奴隶社会，因为这对现代思想者说来是令人尴尬的，提示着朝鲜的落后性。韩国历史学家有时把这种情况看做是等级社会关系的一种另类形态，北朝鲜历史学家承认奴隶制存在但拒绝将之称为奴隶社会，因为它存在的时间点与他们的基本观念不相支持。虽然朝鲜在18世纪末摆脱了奴隶制，但即使在18世纪后期，两班仍然保持着家内奴隶和少量农业奴隶，甚至在1894年日本人支持的甲午改革以后也是如此。
    第二，两班制和贵族制。多数学者赞同朝鲜王朝兴起了一个新的与明清时代中国缙绅相似的士大夫阶层的看法，原因是这标示着比落后的贵族制进步的社会状况。只有少数朝鲜学者追随爱德华·瓦格纳在1974年提出的朝鲜王朝两班构成身份精英阶层的看法。爱德华·瓦格纳研究了科举高阶中榜的榜目，发现主要两班阶层家族地位的惊人连续性。他指导的一个本科生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稍少于半数的科举高阶中榜者属于范围很小的几个与全州李氏有婚姻关系的家族。这种情况很容易被说成是中国官僚统治阶级的一个变种，但是延续几个王朝的体现在统治阶层遴选中的世袭原则超过了中国制度变种的程度而构成朝鲜历史的一个独特性。
    第三，世代继承的派系主义。从1575年开始，派系归属的继承性成为一种倾向，并且可能在1680年达到顶峰。这发生在朝鲜王朝中期，并不是儒学传入朝鲜的时候发生的。中国人容忍派系，但是从来没有创造出世袭的派系，也不曾允许这种现象持续200年之久。日本人也强调人际忠诚，但是那主要来自封建军事时代男子间的纽带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