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的两位评论者都认为该书富有启发性，包容了大量理论性研究，显示出如果不对殖民时期的历史实现深刻理解，就难以充分理解后殖民时代朝鲜的发展，从而把朝鲜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然而把这样的一部论文集安排到前面对韩朝历史编纂学史的大致梳理中看，马上就可以看到其与殖民地史学的高度相容性。其论题的选择，显然有强烈主观目的性；其试图展示的，是朝鲜人民对殖民地霸权认可的自然合理性；其倾向于淡化的，是殖民地的统治性、强制性、不合理性。这显示出，所谓后殖民主义史学在韩朝历史编纂学中的实践，指向对殖民主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认可。
    2002年，Hildi Kang出版《在黑伞下——1910至1945年间殖民地朝鲜发出的声音》，被评论者认为是体现近年韩国和西方历史学家中挑战“日本压迫剥削—朝鲜受害抵抗”模式潮流的一部代表作。(20)该书作者对洛杉矶地区近50名朝鲜人或朝鲜裔美国人进行了采访，把采访获得的资料加以整理，以之展示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人经历的复杂性。书中的朝鲜人“Hong”，在日本统治下的朝鲜上学，受到其日本校长启发，前往日本接受教育，参加了日本的地下组织，甚至在日本的大学参加了日本共产党组织的运动，被捕后又放弃了共产主义，出狱后前往美国接受进一步教育，后参加了美国军队。作者用这样的故事试图说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人经历了诸多两难、抉择，不能用两元对立的方式解释。还有一些人，不是自己选择，而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而不是意识形态，接受了日本要求的信奉神道、改为日本姓氏等等，顺从了日本的同化。作者认为，这些事例表明，即使处于日本统治的黑云笼罩下，生活也从来不是如朝鲜民族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仅仅有一个维度，而是复杂的。(21)评论者认为，该书是一部不错的口述史学著作。然而情况如上，这样的研究带有很显然的主观选择性和现实目的性，其对读者了解韩朝历史的故意导向性，与其所批评的民族主义史学相比，不遑多让。
    2002年，安德烈·施密德(Andre Schmid)出版了《帝国之间的朝鲜》。他通过对知识分子、改革者、政论家如何界定朝鲜国家的考察，展现了朝鲜国家如何在早期民族主义运动中建构起来的历程。(22)因为他大量使用了朝鲜王朝的历朝官方实录，所以他的研究，一定程度地解构了把朝鲜民族主义史学限于殖民地化以后时期来考察的方式。对这部著作的详细研究，尚待稍后。
    2005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生托德·亨利(Todd A.Henry)发表文章《净化帝国——日本的朝鲜他者话语与殖民地早期首尔的建构(1905-1919)》。文章指出，在过去约10年间，英语世界关于日本帝国的研究发生了引人注目的转变。先前的研究倾向于采取一种东京中心的方式来研究日本帝国主义；而新的研究则在后殖民主义影响下，开始对从大都会向外辐射及移植到殖民地这种相对简单、单向度的方法论提出质疑，开始认定日本的现代化思想与工程及其带来的经验、认同是与殖民地的变化一致的。该文研究日本在殖民地首尔进行水源净化并重建首尔居民的卫生习俗的历程，结果一方面凸显了日本殖民统治在朝鲜殖民地推进社会现代化的情况，同时也讨论了这一过程和日本帝国意识形态与朝鲜社会既有制度、行为方式之间发生的交叉、互动和冲突。(23)
    2010年，埃弗里特·阿特金斯(Everett T.Atkins)出版了一部著作，题为《原我——日本殖民者凝视下的朝鲜人(1910-1945)》。这本在日本和美国学术界都引起一些反响的著作以大众文化政策为线索考察日本殖民及后殖民时代与朝鲜发生的互动关系，挑战关于帝国主义日本通过镇压朝鲜文化表现出对朝鲜人的蔑视态度的观点，对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进行重新评估。该书认为，殖民地时代日本人关注的许多朝鲜事物，包括民间戏剧、舞蹈、萨满、音乐以及物质遗产都成为后殖民时代朝鲜民族认同的标志。(24)尽管对该书出现了许多肯定性评价，然而加利福尼亚大学托德·亨利发表的述评却是批评性的。(25)托德·亨利认为：埃弗里特·阿特金斯致力于推翻关于日本帝国对于朝鲜半岛及其人民持轻蔑态度进而寻求通过强力措施抹去其任何关于民族文化独立和自我认同感的看法，认为日本在朝鲜的总督(Government-General)并没有抹杀朝鲜性(Koreanness)的能力，其属下的机构也不一定表现出这样做的欲望；日本“文化统治”战略的目的是倡建一个安排有警察并处于监督下的有限公共领域，这样一个殖民地公共领域，鼓励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精英提倡本土文化因素；为了证明他的观点，阿特金斯大量依赖日本帝国的文本，这些文本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表述，包括傲慢地认为自己具有“保护”和统治这个半岛的权利，而且宣称这种做法符合殖民地人民的利益。托德·亨利认为阿特金斯没有对他这种自我服务(self-serving)的主张背后的预设进行任何追问，贬低了朝鲜人自己争取主权的各种努力，走到了将日本官员及其朝鲜追随者对朝鲜半岛及其文化的判断做“自由主义化”、“肯定”、“人道主义化”理解的边缘；该书为了使日本殖民知识重生(revalidation)所提出的“原我”(Primitive Selves)概念也是需要商榷的。托德·亨利指出，阿特金斯是在寻求把已经意识到的日本现代性弊端与关于日本帝国的殖民地中心化的研究归到同一个框架中；他在把朝鲜人形象描绘成是“现代的”日本人“古色古香”的原版的话语中，实际否定了朝鲜人与日本人的同时代性，他似乎不公开地认可了日本已经现代而朝鲜却没有现代这种殖民主义人类学观点。阿特金斯一直在反对后殖民时代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关于日本对朝鲜的管理破坏了朝鲜半岛的文化财富的看法，然而他本人承认自己不具备阅读朝鲜文文献的能力，主要依赖日本朝鲜总督的官方及半官方文献，来支持其日本总督“深深地关注其统治对象的精神健康”的主张。殖民机构对文献肯定进行了选择，保护适合其官方利益的文化资料，摧毁或忽视大量其他资料。该书的第四章中，作者观察到殖民地后期朝鲜艺术如何在日本帝国流行的情况，但是忽视了创造一个日本消费者安全惬意地欣赏被统治的朝鲜人的艺术的环境所需要的实力，他将日本化的朝鲜文化作为共同意趣的例证。(26)托德·亨利的评论是深刻的。
    从以现代性为基本尺度，到提出以殖民现代性为核心概念的修正，西方学术界虽然不断出现反思与批评的思潮，但其试图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的努力在韩朝历史编纂学领域成就甚微。所谓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历史编纂学在韩朝历史编纂学领域的实践，虽然呈现出了许多至少在民族主义历史学视角下难以看到的历史情节，但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明显无视日本殖民主义历史活动本身的大量侵略、战争罪恶前提下做出的。这些研究过度强调殖民时代社会的容受性、妥协性和经济技术进步，将20世纪日本在亚洲的殖民统治表述成为现代化凯歌行进的事业。在此过程中，韩朝历史学界过度偏狭的民族主义，恰好成了这些在西方学术语境中修正韩朝历史叙述、构建与其相反的历史图景的借口。大致看来，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在韩朝历史编纂学领域所展示出来的成果，主要是借用了这两种思潮质疑理性和历史客观性的话语，却不具有这两种思潮原本在哲学层面的反省力，也缺乏历史学本身的严谨性。值得注意的是，此类研究中相当大的比例，是由非历史学专业的学者，包括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比较文学及文化研究的学者发表的。这是否意味着历史学与其他学科在学科立场层面的差异，还需要分析更多的例证才能判断。但无论如何，历史学家不仅需要看到凭借相关学科概念与方法而对历史所做考察的启发意义，也需要正视那些学科的基本方法、立场与历史学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