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绝对君权的羸弱。三国和新罗时代的君主是软弱的，高丽王朝建立强大君权的努力也在大官僚家族及与其同盟的京城卫戍军队和世袭的地方官僚阶级乡吏的阻挠下破产。随后发生系列军事政变，结果是若干军事家族在唐朝式的文官系统之上建立类似幕府的军人统治。从1170到1351年，由于军人势力、派系斗争和蒙古征东府的控制，高丽国王基本上是傀儡。朝鲜王朝时期，因为两班阶层的延续及其地位的稳固性，绝对君权在朝鲜依然无法实现。
    第五，王朝稳定性。中国的王朝在周以后，一般持续200到300年，而朝鲜的新罗、高丽、朝鲜王朝都延续了500年上下。其原因，在于世袭家族在朝鲜统治阶层中的地位以及外国的影响与入侵。后者包括非中原王朝势力常常把与中原王朝的竞争放在首要地位而满足于接受朝鲜处于藩属地位，而不是将之彻底吞并。
    把前述特点与哈佛学派早期关于朝鲜历史的分析模式加以比较，可以看到帕莱在开始尊重、注意朝鲜历史的“独特性”，试图克服早期哈佛学派学者把朝鲜简单看做中国的变体、附庸的做法。但是这种努力，并没有影响他依然把殖民地时代以前的朝鲜历史看做是停滞性的，东方主义情怀和现代化理论依然构成其韩朝历史分析的两个基本工具。
    与帕莱的前述研究旨趣相似者大有人在。约翰·邓肯(John Duncan)在其《朝鲜王朝的起源》中，拒绝将朝鲜王朝看做是由一个新型士大夫阶层建立起来的看法，把高丽到朝鲜的转变视为又一次由边缘性改革演变为新旧妥协结果的变动——其核心观点也是主张朝鲜王朝历史停滞论。(13)卡特·埃克特(Carter Eckert)的《帝国的后裔》批判“资本主义萌芽”论，主张朝鲜的资本主义是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开始的。他强调资本主义与技术相关的作为经济体系的性质，忽略资本主义同时也带来人际关系转变的事实——把问题从人际关系转移到工厂和机械使得作者可以凸显外部因素并且建构起一种把人类苦难作为不幸的副作用而非资本主义发展根本弊端的资本主义叙述。(14)
    最初在华盛顿大学任教，在80年代后期转到芝加哥大学的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依稀表达出一种与哈佛学派不同的研究方式。他的两卷本《朝鲜战争的起源》深受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思想的影响，认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必须在充分考虑该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时才能理解，而美国对朝鲜分裂为两个国家以及在南朝鲜出现李承晚独裁政权负有责任。(15)这多少挑战了现代化理论和美国关于朝鲜的冷战思维式的说教。卡明斯的另一项贡献是推动了美国学术界以学术的眼光对北朝鲜进行研究。先前美国学界的主流看法是把北朝鲜视为一个无理性的野蛮他者，卡明斯则认为要正视北朝鲜自身政治的理念以及解释其自身行为的发展理论。他在自己的关于整个朝鲜的通史性著作《日光下的朝鲜》中首次设立了关于北朝鲜的一章。(16)这为后冷战时期加强对北朝鲜研究奠定了基础。他并不认可朝鲜王朝时期历史停滞说，认为农民抵抗运动和农民中的民族主义显示出一些活力，商业发展也带来一些有利于后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变化。
    三、从现代性到殖民现代性——对韩朝历史的修正性重述
    8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话语在西方学术界大行其道。从一般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试图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及其更深程度地渗透到社会生活领域这一现象进行重新说明，阐释个人在对现代国家权力做出反抗行为时的无力感。在思想领域，后现代主义批判启蒙思想和任何形式的本质主义。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后现代主义拒绝所有以均质的民族国家为焦点的历史追述，把目光投向被国家史忽略的人群，强调国家内部人群认同的差异性。后殖民主义学者强调殖民地认同的多样性，努力寻求反抗窃取了民族主义旗帜并将之转变为统治工具的后殖民地国家本身的历史资源。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在推进文化分析、跨学科研究和“边缘”现象研究的同时，也在冲击着历史学叙述的客观性尺度本身。到90年代初期，关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研究在美国已经蔚为大观，各个领域都充斥了福柯式的“权力”、“抵抗”之类词语。在韩朝研究领域，年轻一代学者努力从各种各样的专业角度，对韩朝历史加以重述，而其试图超越的对象，一是韩朝本土自言自语的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的偏激狭隘性，二是老哈佛学派的民族、国家中心取向。至于其大致的结果，则甚为吊诡，竟然与先前的殖民地史学若合符节。
    1993年，木村光彦(Kimura Mitsuhiko)发表《殖民地时期朝鲜的生活标准——民众在日本统治下生活改善了还是恶化了?》。文章认为，日本统治朝鲜时期，朝鲜农民每户平均收入、农业劳动报酬以及人平均从主食中摄取的卡路里量下降，而小学入学率、识字人口比例、人口存活率提升，平均身高则至少没有下降。因为识字人口比例、人口存活率和平均身高是比其他情况更与生活状态直接关联的变量，所以结论是：朝鲜民众生活标准在殖民化时期提高了。(17)
    1999年，申起旭(Gi-Wook Shin)和迈克尔·鲁滨逊(Michael Robinson)合作主编了一部论文集，题为《朝鲜的殖民现代化》。主编者在序言中指出，韩国主流史学界关于殖民地时期历史的编纂学深深植根于反日立场中，以至于不能正视殖民地时期统治策略的有效性和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间的复杂关系，“民族的”(national)被当做朝鲜现代历史的一个基本前提，从而使韩国史学不能更全面理解朝鲜民族的认同及其本质。(18)该文集中的文章一致强调，殖民霸权(colonial hegemony)必须被视为一种不断协商、竞争、辩护、重建、改造并在内外挑战下发生改变的历史过程，朝鲜在复杂的筛滤机制调节下形成一种独特的殖民现代性。该书在学术界引起不小反响，已经发表的评论都对该文集做了肯定性评价，认为此前研究者常常把殖民地时期朝鲜的历史简化为作为抵抗者的朝鲜民族与日本殖民国家之间的斗争史，近年兴起的年轻一代学者才开始改变这种方式，这部论文集体现着这种努力；并且认为该书主编用追求多元化包容的殖民地历史研究方式，用生态学的方式把握历史踪迹，注重重建这个领域相关问题的丰富和复杂性。(19)
    该文集的前半部分从不同的实践侧面考察殖民霸权与朝鲜独特的殖民现代性的形成，后半部分集中于在殖民现代性语境中考察新认同的建构。李哲雨(Chulwoo Lee)的《日本统治下朝鲜的现代性、合法性和权力》(Modernity，Legality，and Power in Korea Under Japanese Rule)通过政府系统的现代化过程来考察殖民霸权的社会纪律建构，发现殖民地朝鲜不仅存在社会内部和解而且存在精神的一体化。迈克尔·鲁滨逊所作的《1924到1945年间朝鲜的广播、文化霸权与殖民现代性》(Broadcasting，Cultural Hegemony，and Colonial Modernity in Korea，1924-1945)展示出广播这种新媒体怎样服务于殖民国家的同化政策同时也开启了反对殖民霸权的门户。申起旭与Do-Hyun Han合作的《殖民组合——1932到1940年的朝鲜乡村复兴运动》(Colonial Corporatism：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Campaign，1932-1940)进一步考察同一主题，讨论了国家通过乡村复兴运动向乡村的渗透，认为这一运动强化了殖民霸权，使得国家在强制性弱化情况下实现了对地方更有效的控制和动员。迈克尔·施奈德(Michael Schneider)写的《文化统治的局限——日本对朝鲜稻米反应体现的国际主义与认同》(The Limits of Cultural Rule：Inter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in Japanese Responses to Korean Rice)，通过对具有象征性和实物性的稻米的考察，强调殖民统治的协商性(negotiated nature)，认为殖民者一方面将自己看做亚洲的殖民强者，另一方面又将朝鲜等殖民地的稻米出口到帝国的核心区域，从而使殖民地与殖民帝国核心区联系起来。Soon-Won Park的《殖民地工业增长与朝鲜工人阶级的兴起》(Colonial Industrial Growth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Korean Working Class)展现了殖民地朝鲜与后殖民地韩国之间民族构建的承续性，暗示独立后的朝鲜民族具有复合性。杨大庆(Daqing Yang)所作的《日本帝国电信网络中的殖民地朝鲜》(Colonial Korea in Japan’s Imperial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也指出，朝鲜精英同样利用了这些把殖民地与宗主国联系到一起的庞大的电讯网络。肯尼思·韦尔斯(Kenneth Wells)的《合法性的代价——女性与1927至1931年间的槿友会运动》(The Price of Legitimacy：Women and the Kǔnuhoe Movement，1927-1931)关注的是女性活跃分子尤其是槿友会寻求独立性的努力。Choi Kyeong-Hee的《既非殖民化的也非民族的——Pak Wanso的〈母亲的份额〉中的“新女性”建设》(Neither Colonial Nor National：The Making of the‘New Woman’in Pak Wanso's‘Mother's Stake 1’)通过对女性小说的详细考察分析新女性内在化过程中的代际变化，以及殖民地朝鲜女性参加男性主导的民族主义或置身于殖民者主导与男性主导的民族主义之外的选择。Michael Shin的《内景——Yi Kwangsu的〈无情者〉与现代文学的起源》(Interior Landscapes：Yi Kwangsu's The Heartless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Literature)考察了民族与文学创作者之间的复杂关系。Clark Sorensen的《殖民地朝鲜的民族认同与“农民”群类的设立》(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Category‘Peasant’in Colonial Korea)讨论了农民作为一类人是如何被区分出来并成为朝鲜民族性的一个基础。Jeong-Seop Kim的《寻求民权——殖民地朝鲜的白丁运动》(In Search of Human Rights：The Paekchong Movement in Colonial Korea)考察了朝鲜被歧视的人群“白丁”争取权利的运动。亨利·埃姆(Henry Em)的《作为现代和民主结构的民族——申采浩的历史编纂学》(Minjok as a Modern and Democratic Construct：Sin Ch'aeho's Historiography)用类似百科全书词条的方式对被视为朝鲜民族主义史学之父的申采浩思想进行分析，展现出民族作为一个概念同时又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兴起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