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解构东方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韩国学者对西方韩朝历史编纂学的批评
    韩朝历史学虽然长期处于民族主义笼罩之下，但至少在韩国，也有少数历史学家对西方的韩朝历史编纂学有充分的了解，并且在晚近时期做出了颇有深度的批评。
    在Michael D.Shin前述文章发表8年之后的2010年，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朝鲜历史系助理教授Leighanne Yuh在《朝鲜历史国际期刊》上发表了题为《美国的朝鲜历史编纂学》的文章。(27)文章在回顾美国朝鲜历史研究历程的时候，尽量从可理解性角度谈论韩朝历史学家的观点，同时对美国的韩朝历史编纂学做出批评性的回顾和分析。根据这篇文章，自19世纪70年代美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进入朝鲜，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美国历史学家一直主要把朝鲜作为基督教开化、民族主义、现代化、反共产主义或阶级斗争的全球叙事中的一个案例，而不是一个独一无二或者自有理路的对象来研究，忽略了朝鲜历史的“朝鲜性”(Koreanness)。最早写作朝鲜历史的美国传教士和旅行者都是用西方基督教文明作为尺度来看待朝鲜事物的，沿着这一倾向，19世纪后期美国传教士早就建构了一个落后的、迫切需求启蒙开化的朝鲜形象。朝鲜殖民地时期，在美国发表的朝鲜研究著作为数不多，且带有情报或者初期冷战的色彩。(28)朝鲜战争之后，现代化理论成为50、60年代主导美国韩朝历史研究的潮流。约翰·W.霍尔(John W.Hall)、马里厄斯·詹森(Marius Jansen)、赖肖尔、爱德华·瓦格纳、詹姆斯·帕莱都沿着这个方向做出了一些深湛但又缺乏通贯视野的研究，都不能解释为什么韩朝的现代化在很长时期中并非导向民主、资本主义和社会公正，而是孵化出了独裁政治。韩朝民族主义学者大多拒绝承认朝鲜殖民地化的必然性，认为朝鲜王朝在17、18世纪已经发展起了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旧有的身份体系处于瓦解之中，知识界也已经开始了“现代”思维；如果没有外国势力，尤其是日本势力的入侵，朝鲜会自行走向现代工业和民主社会。美国的韩朝历史研究者则总体上说不认可这类看法，他们认为朝鲜的现代化开始于日本殖民占领时期。詹姆斯·帕莱和马丁娜·多伊希勒(Martina Deuchler)等人，都把朝鲜没有能够抵御外国侵略归因于朝鲜保守的土地贵族主导的社会政治体制，或者是新儒家教义的顽固性。(29)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学者开始更严肃地考虑朝鲜民族主义历史学关于朝鲜自行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问题，但他们的结论仍是否定性的。帕莱承认，传统朝鲜的改革思想家曾经构想过现代经济改革，也的确发生了关于赋税和市场体系的改革，但是在土地所有权和社会体制层面都没有重大结构性变动。直到90年代，随着各种批判性理论的传播，美国韩朝历史研究才走向多样化，有逐渐摆脱现代化模式的迹象。查尔斯·阿姆斯特朗(Charles Armstrong)的《北朝鲜的国家与社会转变》透过意识形态的遮蔽，揭示了一个纪律化社会创建的历程，而不是苏联强加给一个无助而又木讷的社会的政权。阿姆斯特朗强调，南北朝鲜的现状都无可否认地脱胎于其儒家和殖民地时代的共同过去，朝鲜人不是在日本殖民地时代或者在面对西方帝国主义时才意识到自己与他者有差别，他们的认同发生在更早的时代，即使那时还没有现在所说的“民族主义”。(30)
    韩国汉阳大学教授林志弦对于现代民族主义、殖民主义所做的研究更具有理论深度。他在2008年发表了《全球民族史系列中的东方与西方——东亚民族史的编写》一文，在理论方法角度剖析了在观念层面密切纠结着的西方、日本、韩朝历史编纂学。(31)
    林志弦认为，尽管现代历史编纂学总是自诩客观、科学，但自兰克的时候开始，其内在的逻辑就是去发现通向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历程，人民的历史是民族国家历史的附属品，民族国家成为人类进步的目标。因而，现代历史编纂学从一开始就在推动民族历史的构建。从这种意义上说，现代人叙述的历史其实是从一种“原点的现在”(originary present)开始的民族国家演生的传记——当下的民族国家成了所有先前历史的祖先。这种方式赋予欧洲中心主义合法性，因为它用回溯的方式去看以往，当下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欧洲就成了尺度。1945年以后，西欧各民族史书写消沉，但是在帝国主义时代盛行的把各民族史装入通向欧洲轨道的历史范式，在后殖民主义时代毫发未损。在这种研究范式支配下，非欧洲地区的历史学家几乎无例外地致力于在与西方比对的语境中界定自身民族的特征，无论民族主义历史学家还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都通过寻找类似中产阶级、城市、政治权利、理性主义、资本主义生产的方式，在自身历史中找寻欧洲因素，以求克服本民族历史的“缺失”，论证自己民族属于历史性的民族，并使自己的历史叙述成为西方人能够理解的东西。欧洲殖民主义和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共享的一个现代历史编纂学关键概念是，民族国家是普遍的和最可取、最自然的政治形态。这种思维模式把民族主义历史与欧洲中心主义历史以及东方主义历史联系起来，结果是非欧洲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在反西式东方主义形态下分享东方主义的价值编码，从而在认识论意义上与欧洲中心主义历史成了双胞胎。日本在兰克学派影响下形成的现代历史编纂学，试图证明日本与欧洲的平等对应性，同时强调日本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差别。在这样做的时候，它把中国和朝鲜视作了自己的“东方”——让中国和朝鲜替代日本承担东方的形象，其自己则可以归入西方。所谓“东洋史”，就是日本对其邻国的东方主义或准东方主义的体系。就是在这种语境中，中国从“中国”变为“支那”——从中心之国变为作为日本边缘的充满困境的国家。东洋史研究主要关注中国，日本殖民政策史则主要关注朝鲜，后者的目的是把作为文明国家的日本与作为野蛮国家的朝鲜区分开，把朝鲜作为映衬日本发展进步的镜子。所以，日本的亚洲历史观是欧洲东方主义亚洲观的一个翻版。美国东亚研究主流学者颇受日本东亚观的影响，费正清等人所写的传播最广的东亚史书，《东亚——传统与变革》中就用了一章篇幅来写“脱离中国模式的封建日本”。战后日本历史编纂学基本继承了战前日本的历史编纂学，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反省全面战争体系和日本法西斯主义过去时，将之归咎于前现代残余作祟和日本偏离现代性带来的灾难。东亚历史编纂中存在着一种民族主义的竞赛，各国在寻找共同历史的尝试中发生的争论，其实是各自以民族为中心理解历史在汇流之后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冲突。冲突背后是韩国和日本的民族史结成的一种“敌对性合谋”(antagonistic complicity)。朝鲜历史写作在1895年发生重大转变，政府指导下编制的小学和初中历史教科书将对中国的称谓从“华”改为“支那”，对日本的称谓从“倭”改为“日本”。在日本于1905年将朝鲜变为保护国之后，泛亚洲主义成为朝鲜知识界批评日本殖民主义及冒犯亚洲团结的武器，但日本作为西方事务代表者的地位并没有动摇。这时，朝鲜历史学家日益强调民族灵魂、本质、精神，寻求朝鲜文化的特殊本质和对据称存在了5000年之久的檀君始祖的认同。亚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未置身于这一潮流之外，马克思将东方与西方的空间性差别变为落后与先进的线性阶段对比差别，那些民族主义革命者将马克思主义看做一种现代性理论，采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边缘“赶上”中心战略的武器。所以，朝鲜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会非常重视“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主义的内源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努力去发现乡村人口的分化，寻找可能演变为农业资本家的大规模农场和农业无产者，寻找特殊作物的商品化生产、供应市场的手工业以及具有现代性的思想，并沿着这类线索向古代中世纪追溯去发现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这样，朝鲜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都依靠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叙述并且投入了“红色东方主义”(Red Orientalism)的泥潭中。无论朝鲜还是日本历史学家，愈接近西方就愈发现自己与西方的差别之巨大，在东方主义的话语中摆脱边缘地位而在稳定的西方获得自己位置的愿望从来不曾实现。只要边缘地区的历史学家纠缠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模式中，他们就一定要使用东方和西方这种话语，中间加入线性的历史进步阶段论，他们就一定得承认东方和西方的差距。这种困境表明，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学必须被解构。否则，边缘地区民族史的历史叙述就会不断地鼓励其自己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民族主义或者反西方的东方主义。
    目前可查看的林志弦的相关研究都是用英语写作的，这多少使人难以判断他的前述颇有深度的分析对于韩国本土的历史编纂学产生了怎样的实际影响，因而也就还不能以他的研究作为韩国历史编纂学观念主潮的动向标。即使如此，他的研究，构成了韩国史学家对西方韩朝历史编纂学的正面反应。这一反应，通过将当代西方的韩朝历史编纂学置于韩朝历史和历史编纂学长期演变的景深之中加以剖析，查见了西方韩朝历史观的意识、概念之核心，显示出韩朝历史学家历史编纂学意识的自觉性。然而，林志弦的研究，并没有对韩朝史学界自身的民族主义话语进行同样深入的剖析，而如果不能深刻反思这种民族主义，对于西方历史编纂学的评论就不能有效地引发韩朝历史编纂学整体的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