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广泛参考资料,纠《明史》记载之谬误
    《明史》作为一部清朝官修之正史,由于修纂时间过长、纂修人员屡易、参与人数众多、易代修史涉及忌讳等诸多原因,其间记载必定存在阙漏、谬误之处,全氏在广泛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参照《明史》记载,就《明史》记载谬误之处,一一进行详细考辨。如,他在《又题〈闲中今古录〉》中引黄溥记程仲能以文字之祸死,考辨《明史》误以为病卒。他说:“程尚书仲能以文字之祸死,见于存吾是录中,《明史》则以为病卒,误矣!《明史》经万丈季野之手,万丈精于榷史,而乡里先正事竟不能审,以是知史事之难。”①按,(明)黄溥,字存吾,撰《闲中今古录》。
    全氏认为野史可补《明史》之阙,纠正《明史》之误,全氏还节录了陈槐(半湖)《闻见漫录》中有关明史的资料,独为一卷。②
    全氏力辩《明史》记载郑成功“沉王”之说为非,他在《鲒埼亭集内编》卷30《明故太仆斯庵沈公诗集序》中认为“成功之卒也在壬寅,张苍水(张煌言)有《与卢牧舟书》,以成功既卒,海上诸臣议复奉王监国,是成功卒于王之前也。成功既卒,二岛为大兵所取,则南澳道断,王之不得薨于南澳明矣。”认为郑成功死于鲁王之前,显然不可能有“沉王”之举,同时依据沈光文诗文集、张苍水集的记载,认为鲁王死于康熙元年壬寅十一月,是死于郑成功之后,鲁王曾与郑成功同入台湾,故葬于台湾,墓前有太湖。此外,他还指出《阮夕陽集》记载鲁王死于顺治十七年庚子、死地在金门之说纯属误传。③由此可见,全氏考证鲁王死于郑成功之后,即死于康熙元年十一月,《明史》记载郑成功“沉王”之举为非,是正确的,而认为鲁王死地不在金门,则不正确,据1959 年发现的金门鲁王墓和《明鲁监国圹志》亦可明了。
    检《明史》卷116《诸王传》记:“子以派嗣,十五年,大清兵克兗州,被执死。弟以海转徙台州,张国维等迎居于绍兴,号鲁监国。顺治三年六月,大兵克绍兴,以海遁入海。久之,居金门,郑成功礼待颇恭,既而懈,以海不能平,将往南澳。成功使人沉之海中。”④可见,清官修《明史》只记“成功使人沉之海中”,误将鲁王之死归罪于郑成功,显然是不正确的,且未详鲁王卒之年月及死葬之地。四库本《历代御批通鉴辑览》仍沿袭《明史》之误。(清)邓传安撰《明鲁王渡台辩》却对全祖望的观点予以反驳,他据《台湾外史》、《海上闻见录》诸书记载,认为鲁王死于顺治十七年庚子十一月,死地在金门,郑成功命令兵部侍郎王忠孝礼葬于后埔,论点显然是不正确的。他说:
    ……似鲒埼亭之表章张苍水尚书,未免抑扬过当。今不得援尚书祭王文“十九年节旄”一语,为薨在壬寅确证也。郑氏优礼遯荒诸贤,必不加害于其所左右之故主。王若非得正而殁,其子孙与郑氏不共戴天,断无始终相依之理。即此而“沉王之诬”已不足深辨,又何必改薨葬之时与地,以迁就附会而予诬者以口实?谢山其弗思耳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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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34《又题〈闲中今古录〉》。
    ②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24《跋陈半湖〈闻见录〉》。
    ③(美)A.W.傅恒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代名人传略》翻译组译《清代名人传略》上册(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2-383页“朱以海条”说:“……朱以海在张名振所谓卫护下再次逃至厦门,后又移至附近的金门岛,由郑成功提供财政支援,直到1653年他才废去‘监国’称号。从此,朱以海在复明的斗争中不再起作用,甚至1659年朱由榔恢复其‘监国’名义后也是如此。三年之后(1662)他死于金门。某些史料记载其死期时12月31日或23日,但据查继佐(见该条)的说法,是10月28日。”1959年,鲁王墓在金门发现。据台湾历史博物馆藏《明鲁监国圹志》记:“至丙申徙南澳,居三年,己亥夏,复至金门,计自鲁而浙、而闽、而澳,首尾凡十八年。王间关澥上,力图光复,虽末路养晦,而志未尝一日稍懈也。王素有哮疾,壬寅十一月十三日,中痰而薨。距生万历戊午五月十五日,年才四十有五,痛哉!”
    ④张廷玉等《明史》卷116,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576页。
    ⑤(清)邓传安撰《蠡测汇钞》之《明鲁王渡台辩》,台湾文献丛刊本。
    全氏的考证鲁王死于康熙元年十一月是正确的,但主葬地在台湾是不对的,是鲁王后人寄托哀思而造之假墓。另外,顾城《南明史》第三十一章之第五节《鲁监国病死与张煌言就义》详细论述了郑成功卒于康熙元年五月,一心以恢复明朝为己任的张煌言等官绅志士提出由鲁王建国继统,并引用了张煌言在康熙元年七月《上鲁监国启》以及八月张煌言得知郑成功在台湾去世后又连上两启,力主鲁王继承皇帝。但朱以海未能担当大任,“朱以海当时正值中午,但身体状况却不佳,长期患有哮喘病,这年十一月十三日‘中痰’去世,享年四十五岁。”①顾城主鲁王死于康熙元年十一月十三日,“中痰”而死,与全氏观点相同。
    全氏于《鲒埼亭集外编》卷30《题马士英传》中认为“呜呼!以锡所为,不欲挂名于《士英传》中明矣,然《明史》不宜失之,是则‘犁牛有子’之说也。”认为《明史·马士英传》不宜挂名其子马锡,但又说明马士英虽不善,却无损于其子马锡之贤明。
    全氏在《鲒埼亭集外编》卷30《跋始宁倪尚书墓铭后》中认为,南明福王给倪元璐的谥号为“文正”,清初谥号为“文贞”,意思大体相同,但不能混淆为一,指出《明史·倪元璐传》将倪元璐谥号并为“文正”,实有误。
    全氏在《鲒埼亭集外编》卷30《读〈明史·张春传〉》中,考证《明史·张春传》记载与《清太宗实录》记载不合,张春没有《实录》所记大义凛然,《实录》记载清太宗欲让张春给明崇祯皇帝上书,劝令议和,张春言:“此事必不可言,我系被执,又非所宜言。”清太宗不再勉强而罢。检《明史》卷291《忠义传》记载:“……初,襄等败书闻,以春守志不屈,遥迁右副都御史,恤其家。春妻翟闻之,恸哭,六日不食,自缢死。当春未死时,我大清有议和意,春为言之于朝,朝中哗然诋春,诚意伯刘孔昭遂劾春,降敌不忠,乞削其所授宪职,朝议虽不从,而有司系其二子死于狱。”全祖望对此提出其三条辩证的观点:第一、张春如奉太宗之命以劝和,《实录》为何避讳其事而将之抹杀,不可信者一也。第二、当时俘囚诸人如德王尝、镇守太监上书于明以劝和,《实录》皆备载其文,何独于张春之疏而讳之、抹杀之?不可信者二也。第三、《实录》所据为当时之档案,不至于错误,当属《明史》之错误,不应凭空捏造张春奉命上书劝崇祯帝议和,或当时之人冒张春之名上书,被孔昭所核,而异国辽远,未能核实史事之诬。何《传》未记载此事,应当以《实录》所记为定论。检王芳《张春之死——〈明史·张春传〉补遗》一文认为:“张春之死与明朝和后金议和之事有直接联系;而且在张春对生与死的几次不同选择中,体现了为人的高贵品格。”②
    全氏在《鲒埼亭集》卷35《知广西府杨公(杨美璜)传纠缪》一文中,依据(明)陈槐著《闻见漫录》的记载:正德乙卯一日夜晚,杨美璜时任为南京迁中军都督府经历,江彬宣传从中军都督府取京城门钥匙,不知其何所为也,江彬当时气焰嚣张,飞扬跋扈,诸臣甚为惊恐,杨美璜以祖宗定制不许夜启为理由,拒绝交出京城门钥匙。为此江彬盛怒,派人危言恐吓,而杨美璜“拒之益厉”,遂不得不停止,至早上,江彬因“诈传旨,逮之下狱。”南枢乔宇为此责备杨美璜,杨美璜抗词不屈,因而指出《献征录》和《明史》《嘉靖府志》诸书记载之谬误,他说:
    吾读焦澹园(焦竑)《献征录》极言孟尚书之守正,上游牛首山,夜抵聚宝门,尚书坚闭不纳,上遂宿报恩寺中,以此事观之,则皆妄言也。《明史》则言江彬即索门钥于宇,而宇力拒之,殆即移公之事以属之宇……诸重臣之所不能而小臣之能之,乃掠小臣之名以归之重臣,可为太息者矣……《明史》不载公事,《嘉靖府志》谓公不附彬谋逆,被系,彬诛,始释,则又属妄言,子所本者为半湖陈公《日录》,③陈公时以献俘,随张永在南中,又同入都,及见此事。爰采之以补史,并正诸家之谬。全氏考订史事时,广泛参考资料,慎重取舍,体现全氏严谨的治史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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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顾城著《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6-1087页。
    ②王芳《张春之死—〈明史·张春传〉补遗》,《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995年第2期。
    ③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12著录陈槐《闻见漫录》2卷,四库全书本。1935年,张寿镛校刻《闻见漫录》2卷,《四明丛书》本。